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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8年新民歌运动，亦称为“大跃进民歌运动”、“文艺大跃进运动”，它由毛泽东发起，自上而下席卷全国，这一运动的参与人群、创作数量、创作速度都可说“史无前例”，堪称全民卷入文艺。在这一大众化运动中，民间文学出现了大繁荣，民歌带动了诗风的改变，打破了“民间艺人”与“作家”的阈限，新型的“农民诗人”成为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先锋”，他们与作家共同抒写新的政治生活与劳动生活，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目标受众”都发生了转换。民间文学这次进入主流的“越界”，使得民间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改变了其作为民众表达和交流思想情感的存在意义，而成为国家话语的反映与应对。但是在新民歌运动中，民歌与绘画、音乐的交融则是成功的，尤其是民歌与画作的结合，当时在农村形成了“壁画运动”，在全国影响极大，效果亦佳，并且影响持续至今，农民画成为当下民间文艺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这也与口头传统中“诗画合璧”的传承方式相契合。
关键词：新民歌运动；大众化；越界；民间文学价值；民间文学功能
作者简介：毛巧晖，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13CZW090）阶段性成果
1958年新民歌运动，又被称为“大跃进民歌运动”或“文艺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倡议搜集民歌，他认为“民歌是中国诗的一条出路”。在随后的汉口会议和党的八届二次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到民歌搜集，他认为老民歌、新民歌都要搜集，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搜集办法。
毛泽东三次会议讲话之后，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发动与组织民众写诗、作画。但是这场运动并没有持续很久，到1959年二三月间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表达了对“诗歌卫星”的不满。很快这场轰动一时的“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运动仓促落幕。
对于这场自上而下，席卷全国的文艺运动，当今的文学界无法想象，尤其是诗歌边缘化的今天。从大跃进运动期间，研究者就已关注，进行了评论与研究，由于当时尚未进入历史的眼光，研究只能是即时性的，政治式的评价与歌颂。随着历史的车轮，这场运动烟消云散之后，文学史领域对其评价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占据主流的声音是：“质量低劣的，粗制滥造”“违背人民的意愿，应该否定”，基本是“大跃进”政策的产物，与真正的民间联系甚少，或者说民间缺席。第二个时期，进入21世纪，伴随着对1949-1966年文学的重新思考，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更多开始了理性反思，重视它在文学史进程中的意义，从文艺战略、现代性建构等视域将其回复到具体历史语境，阐述它的复杂性。
相比于文学领域的研究与反思，后来这一运动在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则研究较少。目前所见研究主要有：高有鹏、孟芳《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刘锡诚《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1949—1966》、黄永林《20世纪中国文学对民间语言价值的发现与运用》、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等。民间文学领域当时的参与程度，与当下的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差距悬殊。其重要原因可能与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者观念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与主流文学史研究者观点相仿，即这次新民歌运动“民间”缺席，尤其是最后的结局，使得民粹主义走向极致，掀起了文化领域的大震动，研究者更多将其视为政治情境的一部分，对其历史进程与文化复杂性关注较少。
一、数字中国：民间文学的大繁荣
1958年中国各地到底搜集了多少民歌，有多少诗人，写了多少首诗，现在已没有准确数据，即使当时亦无法统计。以湖北红安为例，“一九五八年的上半年，红安县委对本县的民歌作过一次摸底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摸不清’，县摸不清区，区摸不清乡，乡摸不清社，连社也摸不清一个二十几户人家的生产队。”1958年，中国变成了“数字时代”。“我们这时代你用什么韵脚也表达不出来！……这是用数字写诗的时代，是用比例尺写诗的时代。”全国出现了“千人唱、万人和”的局面，参加者达上亿人，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加入其中。民歌进入了很多领域，从表达意见的大字报、意见簿到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种大会，它成为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在这一年，“说唱体”成为惹人注目的新文体。
在民间文学领域，正如郭沫若所说“现在全国都在进行采风工作，每个县都有几千首乃至上万首，全国有一千多个县，那个数字是不得了的，恐怕要用亿为单位来计算，何况它还不断地在产生。所以全国究竟有多少民歌，实在很难估计。”天鹰在《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中也提到，内蒙古在半个多月时间里，“全区搜集了民歌三百一十三万多首，加上前一时期已搜集到的民歌六十多万首，共计搜集民歌三百七十九万多首”，其中包括蒙古族、汉族、回族、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朝鲜族等各民族的作品。各地都提出了相应的搜集方案与措施，以贵州省为例，民歌搜集通知具体如下：“一、希望各地宣传部门，文化普及机构抓紧这一工作，配合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单位，广泛宣传，组织人力，进行搜集。二、希望所有的上山下乡的干部、中小教员、民校或扫盲教员、业余文艺爱好者、在乡中学生以及广大农村知识青年都动起手来，人人搜集，不让民歌散失。三、希望各县文化馆、站帮助与指导全县所有的俱乐部、创作组进行收集，将自编的和社员编唱的民歌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编印。四、结合县、区、乡的各种工作会议，通过各种座谈会，会演大会，普遍进行宣传，并采用各种方法，鼓励与推动搜集工作。”各地还提出了搜集的目标。如内蒙古计划5年内搜集1000万首民歌，河北省委亦发起搜集“1000万首民歌的计划”，但仅保定一区就已完成任务。
大量的民歌，来源于多样的民歌创作活动形式。在各级党委的组织下，全民进入了民歌创作与搜集的时代，具体而言，通过以下几种形式：（1）开辟诗歌创作园地，如陕西、河北、山西等地，县城设置诗亭，乡里建有诗宫，各个村社推出诗廊、诗台，各家各户门口挂着诗牌或墙上设有诗碑。这一方式给民众提供了创作的平台，正如当下的自媒体，“改写了生产、流通和消费共同构筑的文学场域”，民歌创作成为民众日常生活表达，他们在劳动中，对田里劳作有意见的就直接提出批评，“我的身体本不小，内有杂草比我好，又不扯来又不薅，叫我产量怎能高？”田头山歌木牌和田头竹筏到处皆是。（2）丰富多彩的民歌创作活动。各地开展多种样式的诗歌活动，如赛诗、民歌演唱赛会、诗歌擂台赛及展览等，其中赛诗会最有影响，它是民间歌会的移植与延续。比如在甘肃的莲花山花儿会，广西的对歌传统、云南诗歌会等，但是相比于传统歌会，新的诗歌比赛则是有组织，而且内容新颖，完全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契合。“赶诗街，诗兴浓，万首诗歌写不穷；社会主义大迈进，引吭高歌义气雄。”（第26页）全国各地的诗歌展览会，更是在各级政府组织下新诗歌的一次大汇演与大比拼。（3）组织活动。各地纷纷开创群众创作大会、群众文艺创作跃进大会、民间创作积极分子会议、青年民歌手大会、群众诗歌创作小组等，尤其诗歌创作小组，遍及全国，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湖北红安县，仅其一县“就有五百七十七个”创作小组。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积极组织与参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是当时全国性民间文学研究的组织与领导机构。从它成立就参与到民间文学刊物《民间文学集刊》《民间文学》等编辑与出版、民间文学搜集等工作。1958年，它更是积极参与到新民歌的搜集与研究工作。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搜集民歌》的社论，当天，《民间文学》编辑部就此问题与郭沫若对话，这篇采风刊发于4月21日《人民日报》。1958年4月26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民研会召开了民歌座谈会，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邀请了郭沫若、郑振铎、臧克家、老舍、赵树理、顾颉刚、阳翰生等首都文艺界人士，还有民研会林山、江橹、贾芝等参加，此外还有一位特殊人员——湖北红安宣传部长童杰，从他们的参会发言可以看到，首都文艺界人士更多是积极响应民歌搜集运动，民研会的人员则注重民歌搜集与选编的工作，而童杰则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红安搜集民歌的经验以及“写口号用诗歌，田间鼓动用诗歌，向群众宣传也用诗歌”的现状。从此次座谈会的人员、角色等可以看出，这是文艺界响应国家号召的“采风大动员”。其中民研会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1958年7月，民研会主持召开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召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歌手与民歌创作者谈民歌创作，于1959年编辑出版了《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等。当时的研究论著较多，如《论新民歌》《向民歌学习》《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等，民研会参与编撰的民歌集更是数不胜数，据王芳芳《1958：新民歌运动》一文统计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目中，各省市出版的民歌集302本，少数民族新民歌出版共计9种60本，不同领域出版的民歌集119本，共计481本。当然这与当时的统计数字相比还是极少数。“除了《红旗歌谣》，这年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还有《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这年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
以上历史数字与民歌搜集、创作状况，在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史无前例，但是有关这场新民歌运动，研究者质疑较多，如民歌作者的身份、民歌的归属以及民歌的社会作用、民歌中“无民间”等。而这恰是这场民歌运动在思想史上的特殊性，也是它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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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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