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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探寻
461型故事的复合文本，以《格林童话》中的《有三根金头发的魔鬼》为代表，它在欧洲德国、俄罗斯、乌克兰、芬兰、瑞典等许多地方都以十分完整的形态传播。它的前半截出自汉译佛经《六度集经》中的《童子本生》[12]，故事讲从前菩萨生于贫家，恰巧那一天是该国的吉祥日，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命中注定会得到富贵，于是被一富而无嗣的“四姓”家所收养。富人后来自己生了孩子，便心生恶念，接二连三设计要害死孩子，却总是事与愿违。扔在深山老林中，被牧羊人收养；派这孩子送信给冶炼工匠让他们把孩子推进炼铁炉烧死，富人自己的孩子偏偏抢去送信作了替死鬼；接着又要这穷孩子给一位官员送信要这官员把孩子处死，可是这信被钟情于穷孩子的少女发现，改成请这官员给主人公办婚事。富人计穷力竭，最后气恼而死。作为一个独立故事，它被列为AT930型。它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同“到异域去旅行”结合。蒂勒指出它是后世同型故事的源头，这一论断是令人信服的。其中的“遗弃的婴儿”、“死亡信件”等母题在口头叙事中一直存活至今，但他认为461型故事的另一半原是一则欧洲故事，它是在《童子本生》由印度进入欧洲后，两者才合二而一，这一说法缺乏有力依据。从今天发现的材料来看，461型的核心情节——出门问事，既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求好运，同样也存在于早期的佛本生故事之中。《贤愚经》中的《檀腻䩭品》[13]就是一则佛本生故事，那时菩萨化身为古印度的端正王，贤明治国。有一位名叫檀腻䩭的农民，一天向人借牛，还牛时粗心大意，使牛走失，同牛主发生争执，便一同去请端正王进行判决，随后主人公又阴差阳错，发生了几起伤害他人事件，形成连环案。在旅途中先后有三人(或动物)托他问事，一只雉鸟托他问：为什么自己停留在这一棵树上才鸣声哀好，而停留在其他树上却鸣声不快?一条大蛇问：为什么自己每天早上刚爬出洞时身体柔软一点也不难受，晚上进洞时却变得身躯粗大，怎么也钻不进去?还有一位妇人托他问：为什么自己在丈夫身边总想回娘家，回到娘家住几天后又思念丈夫?主人公好不容易见到端正王后，这位国王明智地剖析事理，使发生纠葛的双方取得和解。又解答了檀腻䩭受托所问的三件事，雉鸟在那棵树上鸣声哀好，是因为树下埋有黄金；大蛇出洞易而进洞难，是由于早上心情柔和而归来时心生烦恼；那妇人住在夫家和娘家不自在，是由于丢不下过去的情人。主人公在归途中将答案告知当事人，掘取树下黄金，于是成了“尽世快乐”的富人。这部《贤愚经》是唐代僧人昙学等八人在新疆于阗佛寺中听西域高僧讲经说法时所作的一部笔记。所述端正王判案原是古印度民间故事，最先与佛祖毫无关系，将端正王附会成佛祖化身，显然是后来的事。《贤愚经》中的故事在中国僧俗中间流传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后世中国和他国盛传的“求好运”故事(不论其单纯与复合形态)，均有主人公代人探问三件事，三件事涉及到既困扰人类也困扰动植物的一些难题，代人问事正好成为他自己命运转变的契机。这种触动大众心弦的情节设计，从它的思想内涵到外部结构形式乃至若干细节，同佛经故事如此契合一致，显然有其内在关联而非偶然巧合。断定佛经中的印度故事为其源头，是有充分道理的。
这种代人问事获好报的情节结构，在直接从巴利文本生经译成中文的一部《佛本生故事选》中也可以找到。《迦默尼詹特本生》一篇所讲，就是古印度波罗奈国由“菩萨灌顶为王”的镜面王巧断连环案的故事，基本故事同《贤愚经》所载相同，只是热心快肠的主人公不是一位普通农民，而是曾经作过国王侍从后回乡务农的迎默尼詹特，他给人捎带的口信不是3个，而是10个，即村长问为什么自己得了黄疽病，妓女问为什么客人少挣钱难，少妇问为什么她住在夫家和娘家都不自在，大蛇问为什么它进洞容易出洞难，野鹿问为什么它只能吃一棵树下的草，鹧鸪问为什么自己只有呆在一个地方鸣声才悦声动听，树神问为什么它现在得不到人们的供养，蛇王问为什么它所在的池子里的水混浊不堪，苦行僧问为什么他的脑子混沌记不住读过的经文。镜面王一一给予圆满解答，主人公捎回答案时挖出埋在树下和蛇洞里的宝物，他因乐于助人而获得善终[14]。从这里可以看出，载有主人公代人问事获好报的古印度故事原有大同小异的几种说法，这反映出它流行广泛的特点。所问的事都与众生命运有关，其内容与数量可以因地制宜随意变更，这一构思特点在后世的口头叙事中均保留了下来。
这样看，复合形态的“求好运”故事，它的前后两部分其实都来自古印度的佛本生经之中。蒂勒当时由于没有看到佛经中的相关材料，认为它一半是印度故事，一半是欧洲故事，在欧洲口头叙事中复合而成的说法便有必要加以修正了。
尽管类似格林童话文本的461型复合体，其完整的印度文本，尚不见有学人提及；人们现在所见的印度同型故事，大多开门见山从主人公出门问事求好运讲起[15]。可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许多地方(特别是佛教流行地区)，都有来自口头的完整文本发表，如缅甸的《国王与穷人》[16]，云南藏族的《男孩和国王》[17]，云南彝族的《淌来儿》[18]，云南傈僳族的《寻找太阳头发的小孩》[19]，以及蒙古的《恶魔的三根胡须》[20]等等。由于《格林童话》人们较为熟悉，粗看起来似乎是欧洲故事传到了中国及其邻近地区。我曾询问云南地区一些故事的采录者、口述者有无受《格林童话》影响的可能性，他们从口述者的情况认定，本篇确属当地传承久远的口头文学。这一客观事实表明，由佛本生故事化出的此类故事在中国和亚洲有深厚根基，它由东方传入欧洲而后传遍世界的推论更为可信。其传播路线很难具体追寻。曾以毕生精力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总论》中提到：“有些对民间传说的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曾争论过蒙古人的西征是否对东方文化传入欧洲起过重要作用的问题。这个领域在引导人们思考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方面是一片肥沃的土壤。”[21]我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中，曾将蒙古人西征和这个具有浓厚佛教文化色彩的故事向欧洲传播联系起来，这十多年追踪所发现的材料，更增强了我对这种可能性的信心。
多元播化
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印度民间故事，竟然在近现代传遍世界，特别是在中国，至今仍以其鲜活形态为各族民众所津津乐道。这一口头文学的奇迹，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奥秘呢?这种奥秘远非过去关于故事的“流传论”所能解释清楚。它是一个复杂过程，笔者暂且将它称为“多元播化”。具体说来，有如下特征。
1.在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相互渗透中生根开花。
任何故事自身都不具备流动能力，它是适应一定社会文化的需求而构成演变的。“求好运”在古印度原是一则世俗故事，后来被佛教徒改编成为一则佛本生故事进入佛教典籍，随着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在东西方许多国家流行开来。中国现代采录的众多文本，一般人都把它视为一则世俗故事，它的主人公出身穷苦，有的绰号就叫“穷八代”，“穷十代”，穷得不耐烦了，便决心出门去寻求好运。他在旅途中遭遇的那些人，有的托他代问十八岁的大姑娘为什么成了哑巴，有的托他代问为什么河水断流，有的托他代问为什么果树只开花不结果，等等，也都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备受困扰的一些难题，这就使它具有贴近下层民众现实生活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宗教故事，这不仅表现在它所宣扬的与人为善自有好报这一思想本为宗教提倡的美德，还表现为它以人生命运的思考与探求作为核心母题。其最古老的文本以受命运之神护佑的穷孩子作为主人公，邪恶势力妄图改变他命中注定的好运均遭失败；这里固然寄托着人们对不幸者的同情，而对命运之神的顺从却来自宗教信仰。中国现今广泛流传的“求好运”故事，就主人公不愿穷到底，不相信“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而出门寻求幸福来看，表现出对命运积极抗争的精神；可是问活佛、问神仙，以及大蛇托问为什么修炼千年还不能成龙飞天，修行人托问为什么不能得道成仙等，又烙印着鲜明的宗教色彩。本篇体裁虽属幻想性的童话故事，它所叙说的主人公祈神问命的情景，又是对人们朝山进香、抽签问卦的现实宗教生活的艺术化，这从《曹三(朝山)问佛》、《放牛娃朝南海》等篇的篇名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故事大多与佛教、道教信仰有关；欧洲故事中由上帝、神父充当其中的相应角色，与流行的基督教信仰相结合。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口头文学，本来就同他们的宗教生活息息相关，该篇能够在广大时空背景上流传不衰，同它以命运探求为核心母题，贴近大众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积淀着深厚文化内涵是分不开的。
值得特别提起的是，本篇故事在历史演变中，呈现出世俗性不断增强而宗教性则日渐淡化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主人公对自己命运积极主动的追求把握上。中国461型故事有一个特殊亚型，以河南的《白老鼠偷米》[22]等篇为代表，主人公穷得家里存不满一升米，偷米的白老鼠告诉他：“你命中注定八合米，不能让你积满升。”他偏要改变这种命中注定的穷困境遇，于是出门寻求好运，由于热心帮助他人而获得幸福。尽管故事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宗教宿命论的色彩却日渐消褪，从而更贴近现代生活的主流了。
2.借助口头与书面两种文本的交错并举深入人心丰富提高。
民间故事虽以口头讲述作为传播的主渠道，就中国情况而言，许多著名的故事、传说又并非单纯的口头文字，而是借助口头与书面两种方式交错并举，从而在广大时空背景上不胫而走，产生深远影响。“求好运”故事的原型最先是以汉译佛经的书面文本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它在中国受到人们关注，同唐代高僧玄类西行取经的事迹广传于世有关。唐以后，“唐僧取经故事广泛流传民间，群众口口相传，说书艺人日日演说”，情节不断发展，宋代出现刊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又有《唐三藏取经记》刊行，《唐三藏取经记》成为明代吴承恩创作长篇小说《西游记》的蓝本。[23]而在《西游记》中，就有了主人公问佛祖、求好运的片断，小说第49回中，那只白鼋将唐僧师徒驮过通天河之后，曾托付他们：“我在此间，整修行了一千三百余年；虽然延寿身轻，会说人语，只是难脱本壳。万望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看我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这可以看作是中国461型故事的最早文字记述。艾伯哈德在他的论文中，也肯定了《西游记》同“求好运”故事之间的联系，唐僧西行取经求法的真实事迹中，显然不可能有代他人向佛祖问事之事发生，它只能是小说作者从口述故事中信手拈来的一个情节单元。而这部小说的流行，又极大地刺激了西天问佛求好运这类故事的普遍流行，从《西天求佛》、《王柴取经》这类故事篇名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西游记》的巨大影响。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的“求好运”故事，曾被改编成为艺人说唱的宝卷，以多种手抄或刊印的文本流传于世，其篇名有《时运宝卷》、《西天参佛宝卷》、《活佛宝卷》、《方便美报》等。内容以代人问事获好报为核心情节，再添枝加叶，渲染主人公虽广行善事却备尝苦难，于是求佛问贫以求时来运转。车锡伦所撰《中国宝卷总目》中，列出的这一宝卷抄本就有25种，抄录的年代从清同治4年(1865)、光绪12年(1886)直到宣统2年(1910)、民国21年(1932)。[24]我收藏的《方便美报》为上海翼化堂善书局的木版刻印本。中国宝卷渊源于唐代佛教的“俗讲”，兴起于元明之际，盛行于明代中叶直到清康熙年间。演唱宝卷原是面向世俗大众的宗教文化活动，后来宝卷内容扩展为以说唱文学故事(神道故事、民间传说等等)为主，遍及城乡的一种说唱文艺形式。“求好运”故事经改编进入宝卷，故事情节变得更为丰富曲折，人物性格也塑造得更为鲜明突出，从而更增强了它的社会影响。宝卷经口头文学家辗转述说，又生出许多新的异文。中国一些著名的故事传说，如《孟姜女》、《白蛇传》、《董永行孝》、《云中落绣鞋》等，都不是以单一的口头讲说，而是以说唱、传抄、刻印的多种方式相辅相成，深入人心，并经集体智慧锤炼而日臻精美的。“求好运”故事是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3.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交融中实现其传承演变。
461型原是一个印度故事，后广泛传播，演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故事类型。它的众多异文具有“大同小异”的特征，故事的主干情节和主旨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是“大同”的一面。它是人类以自己的积极主动性寻求幸福的共同心灵和美好意愿的折射，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此型故事的各国异文在枝叶上又千姿百态，呈现出民族与地域的差异性。古印度故事以佛祖为主人公，由婆罗门预言他的未来命运；欧洲故事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由神父或天使预卜主人公的前程；中国的“西天问佛”，则和唐僧西行取经的美谈扭结在一起。至于所提问题，中国故事中的鲤鱼或龙，托问为什么修炼千年不能升天；俄国故事中海边的鲸鱼，托问为什么它躺在海边动弹不得；缺水地区流行的故事，托问怎样找到水源解除干旱的威胁；麻疯病流行地区的人们，则委托主人公帮他们寻求治病的秘方。这些属于“小异”。它们是不同国家民族的自然与人文特点因地制宜的反映，由此贴近民众生活，带给接受者以无比亲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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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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