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经典民俗学；回顾方法论；社会研究；文化研究；思想对话研究

 

　　20世纪被公认为有成就的民俗学研究已归入“经典民俗学”（Classical Folkloristics）的范畴，包括以阿尔奈（Antti Aarne）和劳里·航克（Lauri Honko）为代表的芬兰学派成果，以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和格林兄弟（Brother Grimm）为代表的德国学派成果，以史禄国（Y·M·Sokolov）、普罗普（Vladimir Propp）和麦列金斯基（Eleasar Meletinsky）为代表的俄国学派成果，等等。①他们的研究以本土民俗文本研究为主，强调科学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近年兴起的回顾方法论（retrospective methodology）仍以本土民俗学为主线，但也批评经典民俗学的不足，并从三方面对其加以发展：1）在领域上，促进民俗学研究从文本研究转向社会研究、文化研究和思想对话研究，带动了民间叙事学的发展；2）在特征上，将民俗学视为理论民俗学与经验民俗学的二元综合体，开辟了民俗体裁学的新领域；3）在学科上，将对民俗学的学术评价转为价值评价，由此赋予当代民俗学以国家优秀主体文化研究的理论定位。关注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发现当代民俗学的新走势。

 

　　一、芬兰学派的新视野

 

　　在回顾方法论的讨论中，芬兰学者依然活跃。与早期芬兰学派相比，后芬兰学派有了变化，当年芬兰学派引以为傲的故事分类法，已经被他们发展成为民间叙事学。安娜·列娜·茜卡拉（Anna－Leena Siikala）指出，民间叙事学（folkloristic narratology）放弃经典民俗学使用的狭义的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观念，不再给全世界讲故事，而是转向具体社会研究，选择“轻材料”，讨论口头故事和多介质民俗文本。②

 

　　即便如此，芬兰学者也认为，芬兰学派与俄国的经典民俗学不同。在俄国，以普罗普为代表，他对经典民俗学的贡献很大，但他试图将意识形态学与历史学统一起来，更科学地解释民俗学，实际上又很难做到，因为意识形态学的建设对历史文化是有选择的，对那些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俗，往往要经过选择、淘汰或改造后才能利用，这样就对研究结论的正确性产生了影响。在后芬兰学派时期，芬兰民俗学者又遇到了哪些新问题呢？梯尤·雅格（Tiiu Jaago）《在搜集回忆中创造体裁》一文中指出，他们在使用经典民俗学时代搜集的资料时，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即当时收集和记录民俗资料的目标与当代民俗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不一致，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搜集的民俗资料，很多都是历史回忆资料，当代民俗学的研究能直接利用这些资料吗？他的看法是，当代民俗学者可以参考这些资料，但要把握三个要素：一是靠向劳里·航克提出的民俗体裁学（folkloristic theories of genre），③二是注意口头故事与书面故事文本的各自特殊性，三是考虑学者观念对搜集资料的影响，以及学者与讲述人的合作对资料搜集造成的影响。④今年看来，安娜·列娜·茜卡拉的“民间叙事学”和劳里·航克的“民俗体裁学”都是后芬兰学派的重要成果。

 

　　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者劳特·塔尔卡（Lotte Tarkka）是继安娜·列娜·茜卡拉之后的佼佼者。她近年发表了《图片化的他者世界：口头诗学研究中的想象》一文，对经典民俗学的一些观点加以重新考量，而且比梯尤·雅格说得更透彻。她没有刻意回避芬兰学派与俄国经典民俗学都受到过意识形态学的影响，甚至连两国民俗学之间也有互相影响。其实，民俗学研究只要转向社会研究，就无法回避这种影响，刻意抹杀就是偏见。她研究的是意识形态学与民俗学互构的问题，不过她不讲宏论，而是从微观而核心的概念入手作分析。她指出，在经典民俗学的研究中，主要是在神话与史诗的研究中，惯用“想象”的概念，与此同时，经典民俗学者又大量使用图片或照片等做插图，演绎概念的意义。这种概念与图片相混合的阐述方法，对形成民俗学的内容和形式，乃至对研究结论，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还有，经典民俗学以研究本土的自我民俗为主，便容易认为“想象”和文本也都是自我的。但从回顾方法论的角度看，其实在自我的“想象”和文本中也有他者的因素，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是不能彻底撇清的。但两者有差异，差异就在于：经典民俗学者将他者世界定义为经验主义的范畴，于是对他者的知识和理解，包括他者的地形地貌、人口人种、社会制度和故事含义等，也都放到自我的经验范畴之外去思考。主张回顾方法论的学者认为，民俗的“想象”和文本都不是纯粹自发的产物，也不会凭空设置，而是被社会化的建构、文化化的沟通和话语化的关联的。劳特·塔尔卡主张重新评价神话和史诗是“想象”研究中的概念与图片混合化的做法，其观点大致有三：1）早期芬兰学派对“想象”的概念与插图，强调科学研究，使用书面语言写作，增强了研究结论一元化的倾向；2）用“想象”的概念和写作语言去呈现民俗的本质，帮助神话和史诗成为一种可沟通与可表达的独立文本，在文本与事实上与民俗体裁割裂开来；3）对“想象”和图像的本质研究，与“怪异的想象”文本相连，提供了一个对经验化的现实世界的解释模式，而解释又与日常民俗的价值脱节。⑤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回顾方法论的研究中，经验化的想象与理论化的想象已成为一套工具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对立，相反可以容纳他者、支撑多元。经典民俗学把经验化的“想象”当作自我研究的工具，回顾方法论并不排斥经验化的“想象”，不过同时也引入理论化的“想象”概念，这样扩大了民俗学必用的“想象”概念的阐释空间，搭建了自我和他者的对话式结构，能产生民俗学研究的新效果。这是一种新视野。它提醒民俗学者，“他者”与“自我”有矛盾，不可同化，但可以建设理性互视与信息依存的多元文化共存模式，帮助民俗学者像理性地容忍“自我”一样，理性地接受“他者”，摒弃经验化的“想象”对“自我”的无条件情感释放和对“他者”的非理智成见。

 

　　后芬兰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可供我们借鉴，不过我们也要承认，关于经验化的“想象”和图片资料的研究方法，我国民俗学者已经比较熟悉。前人在传统国学和民俗文献的考论中，不乏使用这种方法。五四以后，我国民俗学者又吸收了外国民俗学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中国民俗学自己的研究方法，这种工作我们现在还在做。可是，道理是知道了，又如何具体操作呢？回顾方法论也有成果可用。近年来，在国际民俗学界，已经有民俗学者对经验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作二元综合体的研究，指出民俗文本如何构建了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精神世界。他们还将“对话”一词引入“想象”的概念，促进对民俗体裁系统作整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