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概念的庞杂是否真的会影响文化志的研究?笔者曾经提出理解文化与社会的波粒二象性的观点，指出文化是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全部生活事物的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编码系统。⁹因此，文化概念被广泛应用不足为怪。文化概念的广泛运用，并不意味着对人类学家是个难于应付的挑战，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化概念在描述人类生活上的广泛使用性，反而给了人类学家更加广阔的空间，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对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优势，令他们可以奉献对文化的精彩研究，并通过文化的知识将对人类的理解普及到民众。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成为了文化人类学家，那将是人类学的最大成功。

　　二、文化的真实

　　文化志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临后现代理论的巨大挑战。有学者认为有两个主要的趋势：一个趋势是关注文化的差异如何在文化志中得到表达，以及所谓的“经验文化志”(ethnographies of experience)如何发展;另一个趋势是关注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显示文化志的主题如何被关联到历史政治经济的广泛过程。¹⁰后现代文化志的方法论问题尤其体现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等著述中，后现代理论的最有力发难是挑战“真实”，即对于同一个村落、同一个受访者、同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的歧义性的理解，因而否认了所谓客观事物的唯一“真实”。后现代学者强调文化志写作的文学化，以及研究者和其他政治权威对写作的影响。就文学化而言，带有想象和夸张等修辞的文学、诗学作品本身就具有超越现实的内在逻辑，而各种权力对文化志自觉不自觉的影响也不足为怪。

　　在每天每人必须举行的洁身仪式中，包括一项口腔仪式。……该仪式的过程是，先把一小束猪毛与一些魔粉一起塞进嘴里，然后摆动这束猪毛，其一系列动作异常规范。除这种个人口腔仪式以外，人们每年还得去找一位圣嘴先生一至两次。这些圣嘴先生有一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随身工具，包括各式各样的钻孔器、锥子、探针和竹签。这些东西被用来驱除口中的邪魔。在这个过程中，圣嘴先生对受术者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在受术者看来，这些仪式的特点在于其极端神圣性和具有深远的传统力量。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这样一件事实上：尽管这些本地人的牙齿老在不断腐烂，他们却还是年复一年地跑到圣嘴先生那里去求助。¹¹

　　上述的例子就是一个文化产生歧义性的典型。“刷牙”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真实”，但是上面的例子却说明它并不那么“真实”，因为在初民社会中，人们以自己的文化和知识体系来理解，打破了我们关于“真实”的判断常识。后现代理论似乎没有注意到，歧义性对于沟通和交流来说其实是本质性的存在。上述歧义性来自文化认知的信息本质，即使没有上述问题，再认真、公正的人类学家，也会陷入歧义性之中——这不仅仅是对人类学家。试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村落的认知，一定会是歧义性的，这是“一般”的逻辑;而若要大家彼此达成一致的看法，则需要共同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文化的经验，这反而是“特殊”的逻辑。只要是认知，歧义性是普遍的，而我们所谓的真实性，只不过是人们在歧义性的普遍中，寻求达成的某种相对一致。

　　文化既然是人类行为的“软件编码”，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编码，包含了不同的逻辑、定义名和“算法”，不同的人，会带着不同的文化来理解“他者”，因此必然产生不同的歧义性。从认知上，不仅人们之间有文化差异，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同个体“文化”——人格。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达成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完全一致的“唯一真理”的看法。这是普遍的法则，也是田野中的法则。沃尔夫(M.Wolf)在《一个讲三次的故事：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民族志的责任》中，以她半个世纪前随作为人类学家的丈夫在台湾做田野研究时，所留下的关于一个乡村女巫(萨满)的三种文本——自己写的田野志、原始的田野笔记以及几个同事搜集的观察资料，来讲述同一个对象的不同故事。她主张一种反映(reflection，研究客体的映像)加反省(reflexive，反身性的反思自我)的实验民族志(experimental ethnography)，批评了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的人类学，认为反省民族志中反省的自我主体不应当只是西方人类学家或者女权主义者。前者假定他们优越于被研究的人——穷人、未受教育的人、野蛮人、农村人等等，带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偏向;后者在把自己作为男性的对立物时，等于承认了这个来自男权规范的女权，是与男性偏见相同的另一种偏见。参与对田野经验反省的“自我”，应当是没有各种偏见的平等的文化志工作者。不能以第一世界人类学家的大量反省要求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家。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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