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thnography和ethnology分别于1771年和1787年由德国历史学家先后提出，在19世纪的欧洲大陆开始流传，重在对不同人群(people)、民族(nation)和种族(race)等文化人群的研究。ethno-这个前缀，本意有文化群之义，ethnology因此是“不同文化人群的学问”。中文翻译为“民族学”取其广义，即包括了人种、氏族、部族、狭义的民族。杨堃曾经指出：“光绪末年，我国最初从英文翻译的民族学著作叫‘民种学’，同年，从日文翻译的叫‘人种学’。一九○九年，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时，译为民族学。一九二六年，蔡氏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才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³杨堃还在注中补充道：“1903年译有《民种学》一书，系德国哈伯兰原著，英国鲁威译成英文，林纾和魏易转译为中文。同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内，列有‘人种学’，即ethnology。”⁴除了学理上的考量之外，还有着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影响。中国引入人类学早期，民族学和人类学两个概念并用。这一方面是受日本的影响，另一方面有来自欧美的影响，反映出中国接受西方科学思想的两条渠道。

　　中文翻译ethnography为“民族志”已经成为跨世纪的约定俗成，然而在这一翻译后面，却隐含着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如对于田野资料的歧义性、真实性、主体性、伦理性等影响资料搜集、访谈和写作的“民族志”问题，很难用“民族”一词来讨论，因为人类学家的田野研究面对的是不同的文化，对此，国外学者多用“文化”一词。《人类学辞典》(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定义ethnography(文化志)为：“通过比较和对照许多人类文化，试图严格和科学地逐渐展开文化现象的基本说明。由此，通常经过田野研究，文化志成为一个专门的既存文化的系统描述。”⁵其中的“人类文化”、“文化现象”、“文化的系统描述”等概念，清楚地定位了ethnography的文化志内涵。

　　《韦氏词典》对ethnography的解释亦十分清楚，所有的相关词条都是围绕着“文化”而展开的：其一，ethno-的英文解释为race/people/cultural group，即人种/人群/文化群。其二，ethnography的英文解释为The study and systematic recording of human culture also:a descriptive work produced from such research，即人类文化的研究和系统记录：由此产生的描述工作。其三，ethnology的英文解释为(1)A science that deals with the division of human beings into race and their origin,distribution,relations,and characteristics;(2)anthropology dealing chiefly with the comparative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cultures:CULTURAL ANTHROPOLOGY，即(1)关于人种起源、分布、关系和特征的科学;(2)主要进行文化比较和分析研究的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其四，ethnohistory的英文解释为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s，即文化发展的研究。⁶由上可见，ethnography最好的翻译就是“文化志”。对不同文化人群进行研究并作志，是文化人类学家的本职。其中，当然包括了民族，因为民族本身也是一类文化人群。

　　“民族志”的概念可能依然会被长期固守，即便大家明白了其中的内涵。这样一种语言惰性实际上正是文化惰性的反映。当人们“居于”自己的文化母体即母文化中，或者长期编织、接受、浸染于某种文化时，要改变固有的文化惰性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当人类学者带着自己的母文化去理解他者的文化时，如没有长期的田野经验，没有认真的田野反省，要改变自己的文化视角、克服“民族志”一类的思维惯性来理解事物的本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民族志”带给我们的误解也会在自觉不自觉中产生，其对学科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文化志的意义上，有关传统民族志中的一些方法论问题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特别是面对后现代理论关于田野资料真实性与田野研究“互主体性”的挑战，“文化志”的视角十分重要。

　　文化对于文化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文思理(Sidney Mintz)十分担心文化概念庸俗化带来的危害，他认为自半个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以来，就有着对“文化”意义的庸俗化，“文化概念的日益扩散和简单化，无论是在学术领域之内还是之外，它与文化志一起，已经越来越成为非人类学家的生计”。“就人类学的专业史来说，并不都一致同意‘文化’一词的涵义，不过如今，很多人类学家十分热心去定义它，或者把陈述的问题联系到文化的定义，甚至在他们的学生或者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如此。相应地，这个几近放弃的概念也已经被非人类学家大规模地采用，他们采用人类学的观念和工具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不论这些目的之新旧”。⁷在文思理看来，正是因为文化概念的庸俗化以及人类学家对文化概念的滥用，导致了人类学对“文化”的失守，以“文化”为对象的文化志也出现了分割肢解：“实践中，我认为对文化的放弃助长了剥夺这个专业的一种声音：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上的发言权。……我们现在有文化的工厂和公司，有政治文化、国会文化、足球文化和衣帽间文化，以及战争文化等等。我认为这个中心概念的退出——使得‘文化’同义于‘某人做某事的一个空间’——对民族志研究者的未来弄出了一个真正的麻烦。”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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