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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76个项目中，“端午节”赫然在列，中国新闻网称：“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迄今已有二千五百馀年历史。由祛毒避邪的节令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2009年10月13日）道出了端午节的“邪”“毒”本源，这一本源内涵贯穿端午节发展始终，并与各类节俗活动、观念相联系。
端午节俗称“恶月恶日”，但“恶”的初意应指仲夏炎热或湿热之毒，乃是自然环境条件所致，并与天体信仰有一定的联系。顾炎武云：“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73页）民众对天文的熟知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相适应，《礼记》载：“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亢为疏庙，主疾。”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玄戈》载：“五月东井，七星大凶，胃、参致死。”（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188页）仲夏之月的天象昭示着这是个疾病多发的时节，它折射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感受。那么，此时社会环境条件如何？人们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行为呢？《夏小正》反映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候，其载：“蓄兰。为沐浴也。”（《大戴礼记解诂》）其佚文云：“此日(指仲夏之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75页）夏历五月，大约在阳历的六月，正值炎热的天气。据研究，夏商时期的五月更为炎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大量的热带动物，如大象、貘和水牛，是中国的第一个温暖期，气候十分湿热（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所谓的“毒气”正是湿热之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云：“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太阳火气，常为毒螫。”（《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949页）“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同上）似乎太阳是万“毒”之源，可见人们对炎热危害的认识。而土地燥湿的差异会生成不同类型的毒物，如生于湿热之地的蝮、蛇之类和燥热之地的蜂、虿之类。气候环境的湿热和由此滋生的各种瘟病、毒虫严重危害了人体的健康，才使民众视之为“毒”。这应是“恶月恶日”的最初含义。
随着阴阳观念的产生和社会的发展，端午节中的“恶”与阴阳观念相结合，被解释为阴阳相争带来的不安宁。《夏小正》对五月的记述并未明显涉及阴阳观念，但战国时期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恶月”的记述变化为：“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106页）汉代以后的端午节融合了五月“恶月”信仰和夏至节气的相关礼俗、观念，节日时间也由原来五月“午日”而确定为五月五日。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端午民俗观念和事象的解释仍带有浓厚的阴阳色彩，如《论衡》对“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解释：“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此月）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论衡校释》，979页）如《风土记》对粽子的解释：“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未分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太平御览》卷三一）人们对端午“恶”的理解也随之变化，或归之于“盛阳”，如上述五月生子不举的解释；但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将其视为“阴”性，这与阴阳家对阴、阳的定位有关，董仲舒云：“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贵阳而贱阴也。”（《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395页），“恶之属尽归为阴，善之属尽归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春秋繁露》，398页）与之相应，构成端午节俗的重要元素如雄黄、菖蒲、艾草、粽子和竞渡等，也都具有“扶阳抑阴”的性质。
另一方面，“恶月恶日”中“恶”的所指也日益广泛和衍化开来，除了上述因湿热环境而流行的各种病毒、疫疠和以蟾蜍、蝎子、壁虎、蛇和蜈蚣等“五毒”为代表的各种毒虫，还包括各种鬼祟、灵怪之类以及其他种种“不祥”之物。
首先，在后世的传承中，人们将鬼祟灵怪与端午节之“恶”联系起来。《后汉书》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即桃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后汉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65，3122页）桃符是克制鬼祟的法物。《清嘉录》提到：“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还有文献提到民众于端午节悬钟馗像以驱鬼祟。一些地方志则叙及了端午节间民众以各类形式“遣送”瘟神、邪魅的习俗，江绍原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列举了多个这样的例子，如岳州府“端午罢市竞渡，以为禳灾疾病——就水际设盘祀神，酒肉犒鼓櫂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如新兴县“端午各就其近属神祠，鼓吹迎导，巡麻人家；师巫法水贴符，驱逐邪魅”。如怀宁县“日晡时妇人以水浸残花掷街头，云送赤眼神”（王文宝、江小蕙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13-216页）。有些记载则将端午节与水中神怪为恶相联系①，如吴均《续齐谐记》中所说，五月五日在投水粽子上附上楝叶和彩丝以防止蛟龙为恶（参《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08页）。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端午之“恶”则形象化为各种“妖兵妖将”，如河湟地区藏族的《“俄哇伊”节传说》中，五月五日为恶的是从魔宫里走出的魔王和他的妖兵妖将。
其次，民众还将端午之“恶”与兵祸相联系，《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以避五兵。令人不病瘟。”注者解释“避兵”为“俗谓可避兵鬼之气”。这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民众对兵祸的恐惧与无奈，这种心态和“兵鬼之气”则在后世转化为形象的端午节传说表达出来，如河南民间故事中的《插艾》。当然，更多的是各类禁忌避讳背后种种神秘和令人戒惧的“不祥”，如民众对“五月五日生子”和“五月五日曝床荐席”之类事项的忌讳，其实隐藏着民众对于这一特定时间背后某种神秘因素的深刻戒惧②。
最后，端午节“恶”观念的发展与流衍又使其走向了人伦化，与人性本身联系起来，它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有关，并通过民间叙事和文人叙事鲜明地呈现出来。西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再加上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使端午节在整体上带有了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恶月恶日”观念的人伦化趋向是与端午节的这一变化相一致的。《史记·孟尝君列传》是较早在端午节“恶日”观念中注入人伦色彩的文人叙事，在司马迁的笔下，围绕五月五日出生的孟尝君，使夫妻、父子和母子关系经历了一番考验。文学也是人学，端午之“恶”的人伦化在小说叙事中得到了十分形象的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叙事中，端午节出生者的“恶”妨害他人这一观念也有了变化，有时这种“恶”表现为本人命运的不济，如宋元话本《陈可常端阳仙化》，文中颇有才华的书生陈可常生于端午，出家于端午，获罪于端午，自伤命运不济，于端午坐化而逝。辽人王鼎的《焚椒录》叙述辽懿德皇后生于五月五日，其父谓其母“此女大贵而不得令终。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将复奈何”（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宋元卷），中华书局，1995，584页）。小说中，懿德皇后贤良淑德，但为人所诬，终被皇帝赐死，结局之惨让人扼腕。又如《金瓶梅》中的韩爱姐生于端午，未妨碍其父母，而自身命运却是悲惨的。在另外一些小说中，叙述者会将端午之恶与人性相联系，如淫恶，《刎颈鸳鸯会》中，蒋淑珍不顾性命之忧在端午之夜与朱秉中肆意偷情；《金瓶梅》第六回中，端午之日潘金莲与西门庆云雨终日；《鸳鸯针》第三回中，齐氏、尤氏与奸夫王二疯狂淫媾。如奸恶，《警世通言》之《况太守断死孩儿》中，恶棍支助于端午日挑唆蠢仆诱奸其贞节主母；《林兰香》第四十一回中，嫉妒的任香儿企图以毒粽毒杀春畹，等等。
“恶月恶日”观念更为广泛的影响是促进了各类端午节俗生活的形成与传播。民俗是传承性的、模式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是民众应对各种社会生活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基本的和传统的方式。对端午节而言，各类节俗事项与活动主要围绕祛毒辟邪展开，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之间，这些应对性的节俗方式也有差异。从历史上来看，最初人们应对“恶月”的方式主要是蓄药、采药、沐浴和“静处”。以药物和沐浴祛除“恶气”的方式在《夏小正》中有明确记述；而《吕氏春秋》中则强调“静处”的方式：“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勿躁，止声色，无或进，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先秦以后，蓄药、采药的方式被保留下来，如采菖蒲、系五色丝等成为南北共享的习俗，以药汤沐浴的方式在后来的文献中也有记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99页），且至今尚存于广东、湖南、广西等地。但“静处”的方式少有人述及，相反，魏晋以后，长江流域的“竞渡”，北方社会的射柳、骑马和登高，这类“运动”的方式逐渐成为南北端午避恶、驱恶习俗的主流。《荆楚岁时记》较早记录了长江流域的端午“竞渡”活动，其后记述代代有之，如明代的《武陵竞渡略》等。而传统以药物辟邪的方式则在普遍的区域内流传开来，从利用这些药物的性质角度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重其医药学性质，旨在祛除那些季节性的疫病或应时而生的毒虫蚊蝇之类，端午节俗的重要元素如艾蒿、菖蒲和雄黄等都是中医上常用的药物。另一类是带有宗教性、巫术性的，古代社会巫、医不分，一些祛病的良药也是巫术仪式中驱除邪魅的法物，如人们将艾草做成艾人、艾虎和天师艾之类的形状，将菖蒲制为剑的形状（称作“蒲剑”），用以驱鬼辟邪，这便带有了法物的性质。如南宋临安的民众会在端午节“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东京梦华录》）。在民间信仰、宗教的影响下，民众还会以专门的法物来驱鬼、驱邪，这类法物主要是各类符图和各种五色丝、五色缕之类，如南宋杭州端午时诸宫观会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橘等送馈贵宦之家”（《东京梦华录》），而一些唯利是图的商贩则制作符图之类兜售，《燕京岁时记》云：“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辟祟恶。”
从民俗学角度而言，民间传说也是节日风俗的一部分，作为传统社会的大节，端午习俗丰富，形成了庞大的“民间传说故事群”（萧放《端午民间文学的形态及其文化功能》，《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端午节物习俗传说，它围绕端午节“避忌”主题构筑故事，形成了“端午节挂艾型”故事，如河南的《插艾》，叙述唐末黄巢起义，百姓传说黄巢青面獠牙，狰狞滥杀。黄巢带义军至邓州城外时，见百姓携老扶幼涌向城外，便向一妇女询问情况，得知情形后，黄巢从路边薅了两棵艾草交给妇女，并让她暗中带话给城中穷苦百姓，将艾草插在门上，就会平安；当晚城中穷人们都在门上插艾。次日即端午，黄巢攻下邓州，进入城中，杀富济贫。从此每逢端午，邓州百姓便在门上插艾（参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研究组编《河南民间故事》（增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1982）。这类故事还有湖北的《插艾免灾星的来历》、江西的《端午插青的传说》、满族《插艾蒿的来历》和仡佬族《端午节挂艾的来历》等。传说故事在形象展示端午“避忌”的同时，也使端午“恶月恶日”的观念渗透了浓厚的人伦色彩。
上面我们论述了“恶月恶日”观念的种种表现和人们的习俗应对，但实际上，这一观念在端午节的发展中是逐步淡化的。东汉时代，人们就对端午辟邪习俗有所质疑，如东汉的应劭、王充也不以端午节某些禁忌、忌讳为然。汉魏以后，屈原、伍子胥和曹娥等忠孝人物传说与端午节密切联系，使之融入了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内涵，它较“恶月恶日”的观念更适合传统意识形态，易为大众接受。而端午节庆化和娱乐化的发展趋向，也使“恶月恶日”的本源为人们所淡忘，唐高宗向许敬宗问询：“五月五日，元为何事？”许以《续齐谐志》中的相关记载作答；高宗还对“五色丝可以续命”的说法表示疑惑（参《唐会要》卷二九）。皇帝、高官尚如此，普通百姓对端午节源起的隔膜可想而知。而与此并行的是日趋热闹的节庆活动，如竞渡。至隋唐时期，端午节已经被人们视为良辰佳节，不再是“恶月恶日”，虽然相关的禁忌和应对习俗依然流行。从清末至当代，作为传统节日体系一部分的端午节虽然传承下来，但现代医学与科学的发展，更使“恶”这一观念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端午节及其习俗背后“恶”的观念也便不为民众所闻了。
注释：
①宋亦箫、刘琴《端午节俗起源新探》（《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认为，这类水神、水怪实际上也是死神。
②《风俗通义·佚文》引《异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起于此。”又：“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脱上屋，见影，魂便亡。”（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565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本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5期“民俗志”栏目）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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