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在“受压迫的女性”前提下探讨女性的自由与解放，而流传于大理周城白族村贬抑女性的母猪龙传说、捆锁女性的本主故事和限制女性的关帝庙禁忌，在近百年来的变化形貌中反映出，“受压迫的女性”一说已不能适应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的现状。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与其说是外在的传统与社会观念限制着女性自由，毋宁说是女性主动将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诉求，“自我束缚的女性”才是限制女性发展的隐藏的锁链。
关键词：白族女性；传说故事；女性社会地位；外在规范；内在诉求
前言
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因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受汉文化熏陶下的女性不同。自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中原文化虽一直影响着云南各民族，但直至明清时期云南被纳入统一王朝的政治版图，这种影响才广泛显现。随着行省制度、土司制度、封建地主经济在云南的确立，再加上汉族的大规模移民，汉文化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教化的影响，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转折。
从唐代云南妇女“处子霜妇出入无禁”，到明清时“诸蛮扬贞风”和“列女群”的出现，“各民族妇女的地位和存在价值也在以汉文化为主导的背景中，走向从属”。白族尤其受汉文化影响较深，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沈海梅从史学的角度得出结论：“白族婚姻及同妇女生活有关的习俗在明清时期发生的变化最为剧烈”。
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云南大理喜洲镇的“民家人”（五十年代被认定为白族）研究中，更具体地描绘了当时白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喜洲镇，人们强调父子关系而贬低夫妻关系，男性完全优先女性，不仅丈夫在妻子之上，就连兄弟亦是优先于姐妹的。“一个女人必须服从于她的父亲、丈夫、婆婆。当丈夫去世后，她甚至必须服从她的儿子。她唯一的办法便是等候时机，将心中的不平发泄于女儿，或是儿媳，或是那些与她无亲无故，但碰巧妨碍她的人身上。……喜洲镇的妇女，其地位是被动的、服从的。”许烺光认为“民家人”在强调父子合一的大家庭理想下，限制女性进行自我改善的枷锁多于男性。
沈海梅和许烺光都将白族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归因于历史中受外在制度和观念的禁锢与建构，这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观点是一致的。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并且女人并不是生为女人，而是被“教育和习俗”塑造为“女人”，附属于男性存在。从这一观点出发，一百多年来，许多致力于男女平等的志士仁人为争取妇女的选举权、社会和经济地位平等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并卓有成效。随着社会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的转变，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女性主义理论方向转至对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和男权制的批判，“受压迫的女性”的前提论点仍然是学者们为女性争取自由所挥舞的冲锋大旗。
笔者根据在喜洲镇辖区的周城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作为民众对自身生存与生活景况的集体再表述，在本村流传的三个传说故事及其在近百年来流传中的变化形貌，向我们揭示出相较于当地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社会观念对女性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贬抑女性的母猪龙故事和被捆绑的两位娘娘的传说在渐渐消失或遭遇改写，从侧面体现出“受压迫的女性”一说已不能适应当前背景下女性社会地位的现状。但仍行之有效的关帝庙的禁忌则反映出，在女性地位普遍提高的今天，“自我束缚的女性”才是限制女性发展的隐藏的锁链。
一、母猪龙传说：被贬抑的女性
母猪龙的传说在云南大理地区流传较广，因地域不同，故事的情节发展随之不同，如洱海边的村庄一般将母猪龙看作洱海里面的生物，会引发洪灾。而在苍山脚下的周城，母猪龙的故事主要与山上的泥石流以及女性的作风有关。据YZY老人（80岁）讲述，母猪龙是由一名葬在周城西面鼓山上的孕妇所变。“这个孕妇呢，她是女的，修行了一千多年，变成了一个母猪龙。龙嘛有好多种，这个是属于妖怪里面的龙。”（20130802YZY访谈记录）
母猪龙虽然同样是龙，但由死去孕妇所变，所以属于妖怪。传说在一百多年前，母猪龙有两次作乱，在周城造成了泥石流和妇女作风的“败坏”：“母猪龙嘛她得作怪。你们是叫泥石流是吧，我们这不叫，我们叫塌沙。泥山泥石冲出一股水，把周城的土地田地都一冲两半。这小口现在还在，我们喊它断田沟，在南登后面。……母猪龙是个妖怪，周城的妇女，这些妇女的作风也相当坏了。有母猪龙占了上风了，统治是她了嘛。所以一般是男人追求女人，现在是女人去拉男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衣服嘛穿着红红绿绿的……隔现在100多年。所以，周城的风俗习惯很不行了，没办法了。所以就，村子里也想不出办法，这些女人是这么风流，这些女人是这个乱搞。” （20130802YZY访谈记录）
传说当时周城村的段凌云、杨上培等知识精英为了压制女性的这种风气，便规定妇女不能穿的红红绿绿，倘若哪个人穿的“妖里妖怪”就罚款，把衣服剥下来撕烂、烧掉，但仍压不下去。后来，他们便在鼓山上修了一座塔，名为“镇文静”，意思是镇住母猪龙，使她变得文明安静。塔建成后周城女性的作风的确有所缓和，但母猪龙不死，妖风邪气仍在继续。第二次作怪在下街百多十米处，依旧是“塌沙”（泥石流）。这次周城村民在第一座塔的旁边又修了一座塔，叫“狡笔川”，意为“把这个母猪龙，这个狡龙，把她的鼻子穿起来，把这个字（指‘鼻’）改成这个字（指‘笔’），周城是很讲文明的，狡笔川。狡笔川这个塔整起来以后，从此以后，社会就平稳了，一样都没有了。”（20130802YZY访谈记录）
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把这两座塔挖倒，周城的风俗习惯又“坏起来了”。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修了电影院，现在不放了，（现在）个个都有电视嘛，（以前）晚上男男女女都去那边，有的去看电影，有的在外边玩。大树底下，花坛旁边，小伙子如果是靠在那个地方，三五个小姑娘就来了，那个时候作风就很坏，那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哎，八十年代。”（20130802YZY访谈记录）
直到九十年代，村子为了通电在山上修建了钢架塔。“电力公司拉了一股高压线，可能是三四万伏吧，……从鼓山上拉过去，现在还在，（这边）钢架竖上一个，（那边）钢架竖上一个，这个钢架比这个塔更好一点。它是带阳气，(虽然)两个塔去了，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周城的风俗习惯很坏，(但是)自从这个钢架搞起来了现在又好一点。现在周城妇女稍微好一点，现在作风比过去好一点。母猪龙死不死不知道，她不捣乱就是。”（20130802YZY访谈记录）
如今，母猪龙的故事早已被人们淡忘，母猪龙作乱与否与女性行为作风的好坏不再相关，只与自然灾害有关。ZSJ老人（84岁）认为现在没有妖怪：“哪有什么妖怪嘛，这个是传说，一样没有看过嘛。”母猪龙只是“地皮下一种大动物了嘛，可以在地底下造反，可以整那个泥石流滑坡，这些就是母猪龙干的。”（20130805ZSJ访谈记录）至于以前社会上要求女人要听男人的，不能穿得花花绿绿，他认为“意思就是女的要守家份，规规矩矩，要老实做人，衣服这些要素雅。现代嘛你穿什么哪个管得了，是不是。”（20130805ZJS访谈记录）
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一种隐喻的指涉：女性的角色与妖怪母猪龙是等同的。一方面，在传说的叙事中，妖怪母猪龙占上风，就会带来自然灾害，社会上女性作风变坏；妖怪母猪龙被镇住，女性作风就变好，自然也和谐。女性所谓的“坏”的作风，包括穿得花花绿绿和“妖里妖怪”，以及主动追求男性等，这与传统社会中所提倡的“好”的作风——女性应被动顺服的观念——是不合的。倘若女性不合传统，那一定是妖怪占了上风，并有相应的天灾暗示，自然秩序与社会中所提倡的女性作风相互映照。另一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母猪龙作乱的时间，恰好与历史上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关键期暗合。
根据传说，前两次母猪龙占上风的时间是距今100多年，正是民国时期，这期间全国普遍兴起了争取身体上与服饰上自由的妇女解放运动，而周城传统士绅对此的反应是明令限制妇女的着装，压制女性“坏”的作风。随后女性被认为“又不得了”是文革以后，尤其是八十年代，女性主动追求男性，“作风就很坏”。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白族女性逐渐拥有婚姻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母猪龙的故事渐渐不再流传，周城能讲述这一故事的老人大都已八十岁以上了，大部分人都不再认同妖怪一说，母猪龙与女性作风之间的关联断裂，也显示出社会观念对女性突破传统礼教行为的接纳，女性逐渐掌握了婚姻恋爱及衣着服饰等生活上的自主权。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