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题录

　　为了深入了解作为民间教派的精神传统，进国君行走闽粤赣、港澳台，以及更大范围的东南亚华人地区做田野工作，侧重于诸种教门“济世度人”的主导理念，使读者把握了一个巨大地理范围的华人民间信仰实况与特征。这在学术上已经颇具建树。

　　单纯从信仰本身而言，人类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民间信众精神需求与布道的真诚，随后才会有对教门与信众的长久传统的理解。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民间信奉大体无权所依，他们的内心却真挚如一。我们看到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人类学著作，总是无限扩充“权力”原本范畴的外延，把“权力”看作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包。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视角，就不得不思考人类精神、情感、意义与信仰的感染性的动力源泉，并不是仅仅一个“权力”使然。

　　我在几年前阅读了早期儒学的一些文献，思考尚在弱势时期的儒学重在“自我教化”与“为仁由己”，导致了非强力推进型的、如墨渍弥散式的“过化”现象。 当时，从国学中抽取“过化”一词推陈出新，原是为了和文化过程中常见的“濡化”“教化”“德化”以及“涵化”等术语及其含义比较。其中，早期圣贤儒者“过化”之所以感人而获得认同，还关乎他们出使布扬和讲学的态度、德行和内容。这些方式还借助文字刻印交互传布，而最终成为中原儒学得到大面积认同与成功“过化”的主要特点。从《孟子•尽心》提炼出的成语“过化存神”便是参与者被由衷感化的整体性动力。如果我们从公安派袁氏三兄弟提出的“性灵”“真”和“趣”之关联含义进一步思考，无论是文学、诗歌、音乐和宗教，都连接着由衷感染和被感染的“过化”佳境。

　　当我捧读进国君的这本用心之作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于是，我们讨论了各种教门同样呈现的如墨渍般洇开的“过化”与“信仰感染”现象，并尽可能在宗教内外加以比对。

　　我们在电话里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华人教门的组织人类学观察视角。进国君著作中的海内外多种教门组织，实际上展示了“作为文化的组织”的存在特征与意义。台湾学者早年提及的“泛家族主义”和笔者团队十余年前做流动人口和公共卫生项目中涉及的汉人社会多类“类家族主义”的组织惯习，甚至可以推及历史上的捻军、四川的袍哥、中原的红灯区，直至今日进城打工的民工组合，等等，都显示了大体意义上的华人社会习惯采纳的“家族主义”模拟框架。

　　进国君告诉我，他的下一本宗教人类学专著，就准备扩充本书第五章的南洋真空教研究专题，以其布道环境、组织、信条、理念与实践过程，展示民间教门的信仰意义、“类家族主义”形态与现代变迁，以及“心所存主之处”，何以“神妙莫测”之原委解说，或许是宗教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最为期待的产品，尽管我们已经从这本书中预见了某些端倪。

　　进国君这本大书中的诸多教门信仰、组织与实践框架的类同性与多样性，文化的惯性与现代性影响，也许是当今信仰“过化”过程的变通与转换现象。然而在这其间，书中的善男信女既完成了个体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与价值追求，也实现了整合外在社会秩序的夙愿。

　　庄孔韶

　　2016年6月17日北京景山住家

　　庄孔韶，人类学博士，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宗教人类学专委会主任。

　　关于“过化”的研究，请见庄孔韶：《早期儒学过程检视- 古今跨学科诸问题之人类学探讨》，《人类学研究》第1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第1-44页。

　　陈进国博士的这本新书，有幸先睹为快，不禁赞叹。其实这本有关教派宗教的著作，并非我的专长领域所能擅自美言，不过因为我做过台湾斋教的研究，也写过高雄县的教派宗教，勉强算是沾得上边。过去有关教派宗教研究的多是历史学者，人类学者David Jordan(焦大卫)跟宗教学者Daniel Overmyers(欧大年)合作过，写过有关台湾的鸾堂的研究。 陈进国博士有关教派宗教的研究师承马西沙，自然在教派宗教的研究上是名门正宗。

　　而他这本书，广泛地调查了中国大陆福建、广东与江西，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华人的教派宗教，这本书主要便是他教派田野的呈现。对于教派宗教这样某种程度具有秘密性，跟民间信仰相对照，有许多不公开的仪轨，神圣空间等，也背负着许多历史的原罪或阴影，教派宗教的调查并不容易。但是，陈进国博士的书引领我们了解了客家长汀的罗祖教、闽东的儒教道坛、香港金兰观新道教、台湾一贯道和南洋的真空教，特别是在东南亚有关真空教的踏查，戮力于珍贵的基础资料的蔻集，极为难得。如果宗教人类学旨在对宗教人与宗教场所的田野考察，本书呈现的田野幅度之广，堪称一绝。

　　本书的特色是以“济度宗教”的概念来统整所调查的诸教派宗教。教派宗教自来有“三期末劫”的思想，“三曹普度”，济度众生，以“济度宗教”来综摄之，自不为过。不过我个人浅见，救赎或是济度几乎是所有宗教必然有，也是共通的思想，不仅教派宗教为然。佛教的“自度度人”，道教的“拔度”，民间信仰的“救世”，基督宗教的“救赎”，可说任何宗教都有它的救赎观。何以要用“济度宗教”名之，似无法凸显教派宗教的特性。所幸书名主标“救劫”，点睛式地化解了读者这样的疑问。

　　陈进国博士的文笔精湛有创意，常发新词，不仅能创词(“济度宗教”一词可见一斑)，而且能把人们记忆中的过去惯用名词，不管是庶民的或是学术的，朗朗上口，添增不少历史感。我特别在阅读导论的时候，感受到他描绘田野场景，历历在目，看来他记忆力好，田野笔记记得细，田野的功夫了得。即便如此，书中对学术典籍文献的充分利用与掌握，也是不可多得的。一般而言，长于田野的，常常拙于文献。或许是历史学专业的背景训练，以及他本身阅读广泛，帮助匪浅。

　　当今的教派宗教，自明代罗祖以来，迭经变化，主张“三教合一”，唱言“三教同源”，甚至也产生了“五教合一”的说词。无论如何，民间教派有浓厚的中华思想，万法归一，一归于中，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创新性的思想。在这点意义上，如同书中所言，是一种本土运动或是本土复振运动，并不为过。我个人觉得，这种创新性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活水灵脉，却因为过去的历史中，无端背负了“秘密宗教”或“秘密结社”的色彩，而在发展过程中屡遭跌宕。

　　我在读本书的导论时，感受到作者以中国为中心，走访教派祖庭，横跨海峡两岸，纵横港澳与东南亚，踏查教派道场，从各个面向探讨民间教派的相关课题，莫非一念至诚，中国本土理当是中华思想最能存续的所在。所以他思量再三，勇振文毫，大有再兴教派祖庭文化之气慨。

　　注：

　　林美容，人类学博士，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教授。

　　David Jordan and Daniel Overmyer ed. TheFlying Phoenix: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焦大卫、欧大年合著，周育民译，宋光宇校读：《飞鸾：中国民间教派面面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