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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由于真正通行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不足十个（虽然拥有文字的民族超过20个），而中国境内的语言有130种——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晚近调查统计。所以，在人们印象中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民间口头文学。实际情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产生了数量可观、影响很大的各类作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学，以其多样化的存在方式，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提供了极为鲜活的材料和极大的阐释空间。此处仅以数例稍事说明。譬如，一个民族的文学从民间口传文学向文人书面文学发展的过程，究竟有哪些规律应当认识和总结？屈原已经离我们很遥远，许多观察和分析无从进行了。可是在少数民族这里，就在20世纪，不少民族拥有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代作家。这就为研究文学从口传向书面的演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再如，众所周知，在中外文学发展历程中，都先后出现过文史不分、文艺不分的现象。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再想要实地调查和切近研究这种现象，就很不容易了。可是对于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而言，这简直不成问题。他们随处都能见到一个大型口头叙事，里面有关于创世的推演，关于迁徙的记忆，以及关于英雄的颂歌，如《亚鲁王》。也很容易看到，一个大型的集体舞蹈场面，如“目瑙纵歌”，就同时是景颇族的历史起源、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音乐、舞蹈艺术等的大型综合性叙述和表演。又如，以民间文艺家的类型而言，世界上罕有像藏族格萨尔艺人这样在一个口头艺术样式里集中如此不同传承者类型的事例——神授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等。对他们各不相同的传承方式进行精细研究，一定会有十分有趣的发现。于是，长期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就会形成更为宏阔的关于文学的理解。假若看到一段青藏高原上的集体舞蹈，被告知这是关于世界起源的叙事，他们不会感到大惊小怪；看到贵州麻山的东郎给躺在棺材中的逝者吟唱《亚鲁王》，他们也不会因为接受美学的范式被颠覆而不知所措；看到蒙古高原上的某个语言大师在即兴演述时随兴致抻长或压缩故事时，他们也不会因为教科书上关于文学叙事样式的长度界定而困惑；在四川凉山观察一段以仪式为框架的艺术叙事时，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于故事的“完整性”，因为知道还有其他尺度在规范着演述；他们更不会找到一个著名口头诗人，记录一次故事演述，就宣称已经掌握了某个文学“作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手中的材料，不过是“一次”记录，这个记录文本可能就是一个被意兴阑珊的歌手大大压缩了的故事样本，不足以体现那个故事的全貌。总之，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以其极为丰富多样的存在方式，构成了文学大花园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瑰丽景象。虽然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但到今天为止，还远说不上已经全面掌握了资料。沟通交流的屏障、语言文化的屏障，观念认识的屏障，都大大减缓了搜集整理工作的步伐。至于立足于这些材料的研究，则刚刚冒头。精彩的、立足于这些鲜活材料的、能够极大地修正，乃至颠覆既有文学观念的研究，还在蓄势待发。至于随着新技术的大量运用，把少数民族文学中那些最具魅力的部分以创新的思维、合于时代情怀的手段呈现出来，成为艺术创造的源泉和供人欣赏的精品，还只是我们殷切的期待。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是人类艺术创造能力的生动见证。我们尤其对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学遗产和文学活动，抱有崇高的敬意。它们所具有的文化样板意义，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我们应当格外珍视和保护才是。在今天的国际大环境下，维护人类和平，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鼓励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对话、尊重和欣赏，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学习，欣赏和共享，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于《光明日报》 2017年4月10日 第13版 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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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7-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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