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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首先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变性和中国底层社会的复杂性分析了质性研究方法的根植性所在，然后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可能面临的种种陷阱和限制，最后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贡献概念的三种方式的利弊。通过对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意图推进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紧密结合，克服对“唯方法论主义”的迷恋。
[关键词]：质性方法 根植性 限制性 概念贡献
十年前，笔者写过一篇关于叙事方法的小文，谈及质性研究的力量及其限制(应星，2006)。而今，定量方法每年在中国被如火如荼地开班授徒，而质性方法仍是手工作坊，各自埋头作业，其产品的高下之别，常常人言人殊，纵使有少数为学界所公认的精品，其精妙之处似乎也难以言传。现在看来，有必要对质性研究方法重新加以反思。不过，笔者所谓反思，并非是要传授质性研究的技艺，而是要追问这种技艺的正当性和局限性。因此，反思的旨趣就在于打破对“唯方法论主义”的迷恋。所谓“唯方法论主义”，就是想千方百计寻找到社会研究的某种窍门或利器，似乎通过这种窍门或利器，就能保证自己研究的科学性，就能洞察社会的奥秘。也许有人还会引韦伯(1998：23，25)在《以学术为业》里的说法为证：“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使其工作方法具有“严整的确定性”，“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韦伯(2013：72～73)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提醒：“方法论始终只能是对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手段的反思；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方法论几乎不是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前提条件，就如解剖学的知识几乎不是‘正确’迈步的前提条件一样。”“只有通过阐明和解决实在的问题，科学才有基础，它的方法才能继续发展，相反，纯粹认识和方法论的思考决不会在这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对韦伯来说，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韦伯对“理想类型”的构建，绝不是单纯基于客观的经验事实，而是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和丰富的经验感受力。而这种情怀和这种感受力都不是方法本身的训练能够达成的。因此，韦伯才会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方法论的瘟疫”(methodological pestilence)来讽刺那种方法至上的做法(Oakes，1991：379～394)。因此，笔者希望本文并非对“方法论瘟疫”的助长，而不啻于一剂疫苗。
一、质性研究方法的根植性
关于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差别，在这里只能作一个简单的区分：定量研究重在运用具有普遍性的模型来解释因果规律，而质性研究重在通过具有复杂性的叙事来揭示韦伯所谓“适合的”因果机制。因此，质性研究虽然有很多具体种类，但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广义上的叙事方法。比如，叶启政(2016)就把社会学家看作是编织故事的艺匠。本文也就不严格区分质性方法与叙事方法。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超越特定时空情境的技术性面向，另一个是嵌入在特定文化和时空中的根植性面向。相对来说，方法的技术性面向更具有纯粹方法论的意味。而本文的旨趣恰恰是要超越这种纯粹方法论，所以，我们反思的重点就放在方法的根植性面向上。
我们先来对比美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不同性格。叶启政(2006：121～171；2008：329～377)已经清晰地揭示出，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社会学之所以会以量化的经验实证取向为主导，这主要根植于美国现代社会的均质性特点，根植于西方现代性中对“同一性”的追求。而反观中国，从民国吴文藻、杨开道、潘光旦、费孝通、瞿同祖那一代老社会学家，到中国社会学重建三十多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可以思考一个现象：为什么那些最优秀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更多采用的是质性方法？这恐怕不能说是美国的定量方法还没有系统地传到中国社会来，也不能说是我们缺乏系统收集量化数据的经费。难道我们不是从1980年在南开大学重开社会学讲习班的时候就已经请来了定量研究的殿堂级人物——彼得•布劳和林南吗？难道我们的“211”高校尤其是“985”高校的社会学专业师资不是早就争相在以“海归优先”为标杆吗？难道我们某些顶尖高校所设计的所谓“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不就是把自己立志变成哈佛、牛津的中国分校吗？难道我们近二十年来所陷入的课题重围不是让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吗？问题并不在传人和经费，而在于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根植于中国社会高度的反均质性。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说明。
1.这是基于中国文明的独特历史和中国人的情理逻辑
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美国现代社会学往往过分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从而使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所批评的“陷落在现实中”的困境。历史在美国主流社会学中是非常不重要的，因为在帕森斯(Parsons，1977)看来，人类各个社会最后都要演进到美国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格局，研究清楚了美国社会的现状，似乎就足以洞察全世界了。然而，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来说，文明绝不是远古的传说，历史也绝不是躺在博物馆的文物。文明就烙在我们的身体上，历史就弥散在我们的人伦日用中。中国人对家庭关系的格外看重，对情理相融的独特理解，对人伦差等的特别讲究，都体现出中国传统强劲的作用力。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之所以成就卓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们身上厚重的历史感。他们能够将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融汇在对中国思想和社会变局的理解中，阐幽抉微，博古通今(渠敬东，2015)。而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在阐发面子、人情、关系等本土现象上的不断拓展，在理解中国人社会行动的伦理气质上的不断深入，都体现出历史维度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特殊意味。笔者也尝试用中国社会独特的“气”这一概念来探析中国人独特的抗争政治逻辑(应星，2011)。
2.这是基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巨变性
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促使我们去追问三类问题：社会的结构是什么？社会的变迁是怎样的？社会的人性是如何的？可以看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与对社会变迁的体察紧紧连在一起的。社会学在美国大学地位的相对边缘化，与美国社会早已完成巨变，进入了一个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时代是有相当关系的。而中国社会的情况恰恰相反。从梁启超将清末民初的变局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中国社会的巨变就始终没有停息过。从传统社会的解体到民国社会的再造，从“总体性社会”的建立到改革开放的实行，再到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展，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这些变化，但这一波又一波的巨变在变动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独特、发展迅速、问题复杂的大国，国家的巨变不仅牵动着十多亿国人的命运，而且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使我们比米尔斯的时代更需要历史的眼光、过程的分析和实践的视角。而质性研究和叙事研究正是在捕捉历史大变局的逻辑、结构和机制上凸显出独特的优势。
3.这是基于中国底层社会的复杂性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关注世俗生活和社会底层。而在中国当代社会，底层社会的人群远比中产阶层庞大。我们这些研究者的一个最大困难就在于如何能够进入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生活世界。笔者常常想起著名画家罗中立的一幅油画——《父亲》。岁月的刻痕、生活的磨难、人生的重负，都烙在罗中立画笔下这位老农满面的皱纹上。对这些“历史的无名者”，我们不敢轻言代言。正如美国学者斯皮瓦克(2007)所说的：“底层人终究是说不出话来的”。“历史的无名者”的所有苦难都是烙在身体上的，难以言传。也许我们得以触碰他们的苦难的一个办法，是像一个画家那样去展示烙在他们身体上的烙印。而社会学所谓“展示”，最好的形式莫过于叙事的手法，这是量表、问卷和录音机都难以企及的。我们也许无法把握底层生活本身，却可以设法在那些底层生活被触动、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间，在历史无名者与权力相撞击的光中，去捕捉他们模糊的身影(应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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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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