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成年礼仪式的结构
本部分将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成功案例,从仪式的基本结构内容出发,重点阐述仪式主持与嘉宾的选择、仪式过程的环节设置两方面问题。
(一)成年礼仪式的主持与嘉宾
在传统冠礼中,仪式的主持人需要占卜而定,一般都会邀请当地有声望的人士为主宾,家族成员及亲友都会出席观礼,受礼者的父母作为仪式的主办者,有着重要地位。在泉州成年礼仪式过程中,父母作为仪式的主办人,一般会邀请具有巫师性质的专业仪式主持人负责主导仪式流程,在祭祀仪式过程中,除了家庭成员,没有其他嘉宾的介入。而在中学的成年礼仪式,仪式的话语权在于学校,他们掌握了仪式活动的全过程并引导仪式活动的顺利开展,在具体主持人的选择上则具有随机性,往往由学生担任此角色;父母的主体地位则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们作为观礼嘉宾,没有足够程度地参与其中。
日本、韩国的成人节是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办,所以仪式的主持人往往由地方官员担任,此外行政长官、议员、地方名人、社会各界的成功人士等常常被邀请作为仪式的重要嘉宾,发表致辞[6]。他们或勉励受礼者,从即日起要承担作为成年人的社会责任,或结合自身经历,鼓励受礼者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不断奋斗,勇于拼搏。例如,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早年在做议员时,曾担任过成人仪式的嘉宾并致辞⑧。
成年仪式是一个严肃而庄重的仪式。举行集体成人仪式应该借鉴传统成年仪式的方式,选择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来主持,他不仅需要掌握仪式的进程,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受礼者去完成“成年”这一过渡,有声望的长者具备精神上的信服力和感染力,这对仪式的成功有很大作用。此外,可以将成年仪式作为地方传统文化建设推广的项目,邀请政府官员或社会名人作为仪式的主要嘉宾,一同勉励和见证受礼者的成年之礼,对受礼者而言也能因此而受到鼓舞。而父母作为嘉宾角色出现在集体的成年仪式上,不应该仅是见证者,更应该是教育者,所以在仪式环节的设置上需要增加父母角色的作用。
(二)成年礼仪式环节的设计
传统冠礼最核心的环节在于三次加冠,服饰和冠的变化是成年仪式最醒目的标志。广东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举行成年仪式就对此进行过尝试,受礼者着明制道袍进行三加仪式:始加礼时,学子向父母行跪拜礼,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家长们则向成年的孩子们叮嘱传家语;再加礼时,学校师长向学子赠送成年贺礼;三加礼则由参与该校成人礼的各界领导嘉宾为学生授方巾小帽⑦。韩国部分地方举行的成年仪式也保留传统加冠仪式,分别为男生、女生进行加冠,男生带的是韩国传统乌纱帽,女生带的是传统的花冠⑤。
“礼”的精髓在于恰如其分的处事行为,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成年仪式实践,一味地复古或模仿并不合适。“冠”已经失去了它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加冠环节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替代和改造。台湾辅仁大学国文系成年仪式上有一个“披巾”环节,即由主宾为受礼者披上写有“弃尔幼志,顺尔成德”的绶带,以替代“加冠”“加笄”仪式⑥。这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成年服饰礼俗行为,值得借鉴。“披巾”避免了性别区别的困扰,而且在绶带上绣上“弃尔幼志,顺尔成德”的纹样,也很恰当地表达了社会对于青年的基本期许,完成角色转变,完善人格修养。另外,绶带上可以绣上每一个受礼者的姓名,使得每个人得到的成年标识都是独一无二的,更具纪念意义。
解决了“加冠”的替代方式,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材料,同时借鉴日韩成年节的庆祝活动以及台湾辅仁大学的成年仪式设计思路,我们可以对成年仪式的完整流程进行适当设计,主要包括:开场,仪式正式开始之前可以播放介绍传统冠礼的短片,让受礼者了解中国成年仪式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意义;奏乐(编钟古乐);祭祖,受礼者一同鞠躬敬祖,以誓成年;主宾致辞,司仪诵念成年祝辞;受礼者就位,拜谢父母;司仪带领,进行宣誓,签署成年宣言;礼成。
日本和韩国都非常强调地方文化传统的传承。在成人节上,往往会设计一些传统文艺项目的表演或民俗活动的展示,邀请受礼者参与表演,这些传统民俗活动能够使受礼者亲自参予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例如,在日本福冈县八女市的成年仪式,传统的“成人太鼓”节目延续了十二年[10];石川县七尾市2008年成人仪式上由受礼者表演了具有代表性的夏季传统活动“石崎神灯节”中的神灯狂舞[6]。广东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成年仪式上也会举行“八佾舞”祭拜炎黄二帝。
在成年仪式上进行民族或地方传统文化的展示,对受礼者而言不仅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通过了解、互动,受礼者可以感知本民族文化的魅力,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感,实现对受礼者进行现代公民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教育。而这些,相比现代快餐式的通俗文艺表演更有历史的厚重和启发意义。
“能否设计出一个丰富而有意义的成年礼仪式,取决于我们对于成年教育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应该是能够与日常生活相契合,成年仪式应是不脱离于日常性生活,又与之区别的特殊时空存在。”[11]为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在条件允许下,成年仪式可以配合一系列的课外拓展活动,例如浙江大学每年的徒步毅行活动;或者组织学生参与某些社会事务的协商过程,例如听证会。这将“有助于他们形成即将作为公民参与社会和政治过程的民主意识以及关于自身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真实内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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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01期 【本文责编:商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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