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了屈原怀石自投汨罗江，点出了自杀的地点和方式，但未指明自杀的具体时间和原因，根据其《九章·怀沙》中的词句“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张正明推测其自沉时间应在孟夏之后的仲夏五月［10］556。《隋书·地理志》称屈原死于五月十五日，其他文献如《世说新语》《续齐谐记》《荆楚岁时记》等则将屈原投江时间记为准确的五月五日，但未提供依据。这或许是对五月五日节俗的一种迎合，不过，笼统地说屈原死于仲夏五月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屈原的创作、学识和心境可以发现，屈原对自己的死亡时间和方式作了有意的安排。

 

　　（一）家国之困厄个人之遭际致其心情抑郁

 

　　屈原选择在死神月甚至是夏至日赴水追随水神兼死神而去，当然是因为他的个人遭遇及楚国的困境，但或许还跟他的身体状况有关联。有学者对屈原人格进行精神分析，认为屈原是一位浪漫幻境中的忧郁诗人，是一个饱受精神折磨的抑郁症患者［11］15～23。萧晓阳分析了屈原的官场和家族背景，引证了屈赋中多处表达诗人抑郁心情的诗句，例如《离骚》中的“忳郁邑余侘傺兮”，《悲回风》中的“气于邑而不可止”，认为屈原在其诗篇中所展现的言行符合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特征。从诗人所处的外在环境、内心的苦闷、最后的抉择可以看出，屈原报国之理想无法实现，个人际遇堪忧，期待以毁灭自身来实现人生的价值，种种境况表明诗人已陷入深度的抑郁中［11］19。这里所说的“外在环境”，当然是指当时不可预知的家国前途，屈原内心的苦闷虽源自这“外在环境”，但更直接的则是他蒙冤受屈，不被楚王信任并遭到两次谪贬放逐。一个有心存善感、才气纵横的旷世诗人，在这样的大变故面前，要保持超脱的心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屈原患上抑郁之症便不足为奇了。

 

　　此外，屈赋中所体现出的思想的奔放、想象的飞驰和言辞的夸张荒诞，也极符合心理学上对躁狂抑郁者的界定。美国学者朱立安·李布等通过对躁狂抑郁症患者同时也是天才人物如牛顿、贝多芬、狄更斯、梵·高等的分析，发现躁狂抑郁多才俊［12］，这似乎都能印证天才诗人屈原确实存在着躁狂抑郁的病症。因此，他最后选择水死也是家国前途和个体痛苦加在他身心上所造成的不能承受之重的自然结果了。

 

　　（二）深谙中外死神神话，决心“从彭咸之所居”

 

　　苏雪林发现屈赋里隐藏着大量的域外神话。例如《九歌》是对域外十神的描摹，《天问》中的域外文化因子则随处可见②。屈原可能正是吸收了众多的域外神话、宗教等知识，并纵其天才，写就了流传至今的屈赋来。

 

　　《九歌》中的十神，其死神乃大司命，其域外源头是西亚死神尼甲。中国古籍中还有其他名称如巫彭、巫咸、梁父、城隍等。此外，还有兼具死神神性的水神河伯、太阳神东君。西亚神话中死神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裁判官，是盟誓的见证者，具有死神神性的水神哀亚还是智慧神，是文化和文字的创造者［3］182～183，这些皆是屈原作品所蕴含并经苏雪林揭示出来的，故我们说屈原自然深知这些中外神话。在屈赋中，屈原提及死神巫咸者有8次之多，苏雪林因此认为屈原是一个死神崇拜者［4］59。《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记载了屈原对渔父劝告的回答，他说“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或许正是屈原对中外死神神话的这些理解，让他在决意以死明志，决心“从彭咸之所居”，有意选择五月这个“死神月”，甚至是“夏至日”这个死神下界日或诞辰日赴死，且死亡地点选择水神兼死神所居的水域。如此说来，尽管端午节中的许多民俗非因屈原而来，但确又跟主动选择五月投江的屈原有着内在的关联，这应该也是纪念屈原能够融入端午节俗中的原因之一。

 

 

　　“端午”是指阴历五月五日的端午节日，该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端午》诗，杜甫有《端午日赐衣》诗等。在此之前，述及五月五日的民俗时多称五月五日或径称五日。西晋周处的《风土记》有“仲夏端五”③之说，其原注曰：“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可见仅是初五日的另一种叫法，并非端午节出现的标志，而且《风土记》之后两三百年间的民俗文献中，特别著名的两部，即《荆楚岁时记》和《齐民要术》，在提及五月民俗时，仍只称五月和五月五日，可见当时端午节日并未出现或至少还不流行。唐代已将端午规定为节日并有多篇端午节诗歌及相关史乘传世，可知至晚到唐代端午节已出现并流行开来。我们认为端午节有一个逐步成型的过程，它的成型包含了此前的多项五月民俗内容及与五月相关的人物故事。

 

　　（一）多项五月民俗整合进端午节俗

 

　　五月五日成为民俗节点及端午节定在五月五日，是中国传统节日逐步形成重数节日序列及阐释系统的结果［2］23～60。观察端午节俗的内容，可知它综合了五月五日节俗、午月午日节俗和夏至节俗三部分内容［2］150。这里的午月午日，“午月”是指北斗斗柄指午之月，即农历五月。按《史记·律书》的说法，即“（五月）其于十二子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午日”是指农历五月的第一个午日，即十二地支纪日中的午日［13］107～108。汉代有每逢节日皇帝赏赐百官物品的习俗，《汉书·章帝纪》就曾记载：“尝以（午月）午日赐百官水纹绫袴。”《抱朴子》曰：“（午月）午日朱书赤灵符著心前，以辟兵、疫、百病。”可见午月午日也有类似于五月五日以及夏至日的节俗和禁忌，“重午”应是对这一节日的简称。

 

　　端午节形成后，因其综合了诸多五月节俗及人物纪念活动，故也有很多别称。诸如端五、重五、重午、蒲午、端阳、女儿节、浴兰节、天中节、天医节、地腊节、龙舟节、粽子节、诗人节等。这些别名都是据端午节俗的某个方面而获得的，是端午节众多民俗事象的特别表现形式。端午节俗也是很多少数民族共享的节日，甚至远播到周边国家，周星就曾指出日本、韩国的端午节俗乃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14］，这反映了文化的传播以及人类在面对阴阳时序变化时共同的文化心态。

 

　　（二）屈原、伍子胥、曹娥故事分别进入端午节俗

 

　　在端午节俗形成的过程中，除了由阴阳时序转换及死神神话和生殖崇拜文化所形成的风俗外，还有人物纪念进入端午节俗。这些人物有伍子胥、屈原、曹娥等，他们作为端午节俗的内容之一有不同的影响地域，例如伍子胥、曹娥主要传播于长江下游，屈原纪念最先流行于楚地，后来扩大到全国。我们虽然不认可端午节是源于纪念这些人物的观点，但认为这些人物尤其是屈原纪念活动推进了端午节日的形成，而且他们能够参与构建端午节日及节俗，绝不是牵强附会或无稽之谈，而是有着内在的关联。

 

　　先看屈原，他深谙中外死神神话，甚至有死神崇拜的意识。因此在国家和个人困厄之际，他选择死神下界的五月投江，从而丰富了五月甚至是五月五日民俗的内容。

 

　　曹娥同样是水死，被后人称作游江女娘，有水神之意。伍子胥虽不是直接水死，但死后被投入江中，被后人认作涛神，也即是水神兼死神。因此，从屈原到伍子胥和曹娥，他们都被当时的人看作是地域化的水神兼死神，从而加以崇拜、纪念和祭祀。

 

　　（三）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俗中最重要内容

 

　　虽然纪念屈原不是五月五日民俗及端午节俗的起源，但也确实参与了端午节日的构建，并且在端午节俗中越来越受重视，乃至越到后来，人们忘记了五月民俗才是端午节俗的最主要源头，而将纪念屈原看作是端午节俗的唯一起源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当然跟人类遗忘的天性及屈原确为五月水死有关，同时还有两个因素也是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屈原忠诚为国、志行高洁，因忧国忧民而自沉汨罗江，后人哀其志悯其情，生发出很多追悼活动。早在六朝时期就有这样的文献记载，如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宗懔《荆楚岁时记》亦载：“是日（五月五日）竞渡。按：五月五日竞渡，俗谓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可见，六朝时在五月五日已普遍祭悼屈原。二是历代官民对屈原的推重也是使其成为端午节俗的重要原因。这样就由过去的单一驱灾避邪五月节俗演变为驱避与追悼兼有的二重主题的端午节俗。如此一来，五月节俗因增加了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提升了它在官方和民间生活中的地位，这种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因依托了岁时节俗而能够持久有效地传承。甚至可以说，正是历史伦理融入民众的时间生活，才造就了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15］74。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五月是“恶月”“毒月”“死月”的说法，围绕它出现了众多的五月节俗及五月五日节俗，其真实起源既非纪念屈原说或纪念其他历史人物说，辟邪说也不准确和直接，而应是直接源于中外死神神话及生殖崇拜心理，本质原因则是大自然在五月的阴阳时序转换，它构成了死神神话产生的自然背景。屈原因深谙中外死神神话，在忠君报国之理想无法实现，个人际遇堪忧，并陷入深度抑郁的境况下，主动选择了五月水死，实现了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出的生命归途。端午节日是在唐代正式形成的，它融入了先秦就已出现的多项五月民俗，并将屈原、伍子胥、曹娥等与水神兼死神有关联的人物融入端午节俗，尤其是屈原纪念，更多地参与了端午节日和节俗的构建。在此基础上，由于屈原忠君爱国形象契合人心及历代官民对屈原的推重，使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俗中最重要的内容，从而使这一节俗具有了驱避与追悼兼有的二重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