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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山地到平地：乳源瑶歌中的当代迁徙和“渡海”叙事
新中国成立前，乳源勉瑶主要居住在山地，在日常的耳濡目染下，大多能歌善歌。新人酒宴、炼山劈斜等场合，或偶有其他村落的瑶人受邀来到某村帮工，该村的瑶人就会相约而往，请来人与之对歌，对歌内容广泛，其中就有有关瑶人迁徙的渡海歌。农忙过后，在瑶人筹办的“拜王”仪式中则以师爷依照歌书演述的形式“许有三十六段歌词、七任歌曲”，起到敬神娱神的作用，而“拜王”还愿正是渡海叙事的题旨。
日常瑶歌以一问一答的互动式“逗唱”为特点，而同村人或亲戚间通常并不对歌，故其兴盛与衰落的根本要素可归结为是否具备“聚集来自不同村镇的瑶族歌者”这一社会环境。由此，新中国成立后，瑶山的集体劳动时期聚集了原属不同村小组的瑶人，瑶歌对唱十分繁盛。不过，这一时期，乳源的民间信仰仪式活动曾因“破四旧”明令而被禁行，“拜王”歌堂亦被废止。1984年以后，瑶山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分地到户，农户有了自留山和责任山，管理权和经营权全部归农户所有，于是，农户换工、请工较之先前减少，不同村的瑶人聚集机会减少，瑶歌在日常生活中骤减。
不过，近乎同时，乳源瑶族的民间信仰和宗族仪式活动逐渐复兴，“拜王”中用以酬谢盘王等圣王的歌堂得以重现。据笔者2015年的实地调查，当地瑶人所筹办的“三天三夜”实际上结合了为师哥获取法名的“挂灯”和“拜王”等仪式，其中，“拜王”的歌堂在第三日的下午举行，即由坐在祭台旁的几位师爷轮流将题为《瑶族历史大歌》的手抄本歌书念完，师爷称之为“读书”，其书即是有关族源、迁徙、生活、情理等内容的七任歌曲。此用于仪式的歌书事实上与民间日常传唱的歌书底本大同小异，仅在演述方式上不同：受时间所限，师爷只得以“读”的方式完成歌书;而日常生活中，对歌者只需依凭临时喜好和商量挑选某段或某条歌词以郎娘“问答”方式对歌。
1993年至今，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府通过财政补助、农户集资等办法，分三个时段，引导了瑶区和石灰岩山区缺田地、水源和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人口的迁移。据统计，截至2014年，必背镇迁移3403人，游溪镇迁移4782人，东坪镇迁移3502人，三个瑶族聚居区迁移人口达11687人，与未迁移的瑶族人口基本持平。由此，从必背、游溪或东坪瑶山迁往汉区平地杂居，那些还善瑶歌的勉瑶老人才重新燃起日常“逗唱”的热情。
而今，乳源县城沿“南水河”的沿江中路段一株大榕树下，就成为数年来瑶人对歌的集会点。凡晴日，午后到此聚集的勉瑶老人不下二十人，甚而达四五十人。他们或在政府引导下迁移至县城平地定居，或自发搬迁到县城打工并定居，或暂居县城为子女抚育幼小。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拜王”歌堂严格依照底本，而且这些年龄大多超过六十岁的勉瑶老人在日常对歌中也仍然保持对底本的推崇，并偏爱瑶族历史文化的唱段，如叙述瑶人出世、迁徙、渡海等唱段。
与此同时，当下的部分瑶歌歌者对于歌词编创持有一定的热情。这缘于这一歌唱群体尚能灵活运用“传统”瑶歌的基本音乐形式和语言风格，并且保有借助瑶歌形容事物、表达情感的需求。
但总体来看，被视为经典的“传统”手抄歌书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最受欢迎且最为通行，歌书内容也相对稳固，有关瑶人迁徙及渡海的叙事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抄本并无本质差别;相形之下，瑶歌的编创所占比重较为有限，且多为口头即时编创，吸纳新时代的新兴事物，多出现于猜谜、临时展演等情境，亦有部分识字的男歌者以文字形式记录下自己编创的瑶歌，其曲目和歌词条数有限，多用于自娱自乐，较难普遍流传。
饶有趣味的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生于1938年的游溪中心洞老人赵天银能够大量编创歌词且于2014年系统成书一册，即《乳源瑶山歌谣》。其书“序言歌”歌云：“歌本歌子唱历史，古老相传为基础……当初歌子有百样，各样歌子传理情。各种各物是歌认，保留瑶山民族情”。如此，新编歌书尽管融入了全新的生活情景，但强调唱述“历史”是瑶歌的根本。这里所谓的“历史”囊括了诸如客家山歌亦会歌颂的党恩及改革开放后的新生活，更承载了瑶人的族源、迁徙与风物民情。“序言歌”后的“前言歌”，集中赞颂国家和党的恩情，还传达了瑶人迁居县城的喜悦心情：“富贵县城真富贵，天下人双来成家。自治县城富贵地，居住县城变贵家。县官为做阴功事，建起盘王博物馆。盘王宝殿坐南岭，坐落南岭向北方。起成物馆是大厅，大门使向向北京。牢记盘王记旧情，瑶汉官人大恩情。”在乳源瑶人看来，而今，从平地匮乏的瑶山迁居至平地广阔的县城，意味着从贫困走向富裕。同时，“自治县”“盘王”“大厅”等歌词本身作为文化符号表征了瑶人对于政治身份、救世祖和承宗接祖的关切。也就是说，无论是山地之间还是从山地到平地，有关迁徙的叙事仍旧与自身源流记忆相联相接。
其后，该歌书分设八篇。首篇记述自然物象，关乎日月、星辰、云雾和洪水。对照流传下来的手抄歌书，新编歌书的一大变化是洪水伏羲故事被简化了，仅见“洪水发”与“洪水尽”的过程，伏羲获救的情节虽存，但伏羲“为婚”“生血团”的情节则被省去，玉女更未将血团分作瑶人和百姓，而只是与仙人一道“放水”救世。这是因为，玉女分血团的故事规范了“瑶人-青山”/“百姓-垌头”的“族属-地域”秩序，而新中国成立后，乳源瑶人从山地到平地的规模式迁徙打破了这种秩序，于是，若要在以往的汉区平地名正言顺地存续，瑶人就不得不把歌词中神话叙事的不利部分简省。
第二篇以瑶人的迁徙叙事为主，其下六节歌名分别是“过山过海退洞歌”“退洞歌”“桃源歌”“陪郎进山歌”“南山瑶乡歌”“三八妇女节之歌”。这里的“过山过海退洞歌”，实际上将瑶人的迁徙叙事系统化了。它糅合了“瑶人出世”歌与“盘王出世”歌，突出“瑶人出世先出世，瑶人出世南京道”及“出世盘王先出世，盘王出世在福江”，并最终将瑶人“过山”“退洞”的情节与“过海”的情节连缀起来。从篇幅来看，这一节共24句，“过海”歌词就有 14句，明显多于“过山”“退洞”歌词(各有两句)。可见，“渡海”在今乳源瑶歌的迁徙叙事中占有重要分量。
此外，这一新编版本将十二姓瑶人漂洋过海的叙事本土化了，凸显了盘、邓、赵三位开山祖在渡海中的作用，如“十二姓人齐退洞，退到大河大海边。撑船过海风打散，重有六姓到海边……船到海边心又愁，还愿平安作急头……盘林四郎齐打计，邓养二郎出点途。赵四法章投神望，三位先生算计行。脚踏船头许神望，盘王兵马保人民。许起宝书也作意，不经三日见船行……”正是迁徙叙事的系统化和渡海叙事的本土化，使瑶歌具有了显著的唱述“历史”的倾向。与其说瑶歌演绎“历史”，倒不如说瑶人借助瑶歌传达有关自身源流的记忆和凝聚民族共同体的情理。
次节“退洞歌”，详述了瑶人的广泛流布，以诸多地名记叙迁徙路径，“有的分过广西道，有的分过湖南道。有的分过贵州道，有的分过云南道。有的分出外国道，分出外国起家难。缅甸国过老挝国，有的分过越南国。有的居住法兰西，有的泰国加拿大。有的分过美国住，十二姓瑶得天下”;其后，歌词回溯了瑶族先祖的七次退洞，并依次记下八个地名，即“南京十宝洞”“田塘山”“府龙洞”“千家洞”“乐昌天林洞”“桃源洞”“黄堂洞”“韶州”。这种以一连串地名呈现迁徙的方式，极具画面感，其间穿插的山猪马鹿毁耕、过海狂风大作、刘兵逼粮、贼兵反乱等苦难，则赋予整个迁徙过程以悲怆之感;直至进入韶州“深山”，瑶人先祖才依靠山林养活人丁，而山林耕作被追述为得益于“盘王”的当初恩德(“开天辟地”“立春名”“安犁耙”等)。由此，“地名”和“族源”这两种联结的记忆符号将迁徙叙事引入了一个可供想象的活动空间。事实上，这种以民族迁徙叙事增强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方式，与乳源瑶人自1990年代后从山地迁往汉区的散居现实不无关系。
据2014年调查，乳源瑶族迁移点分布不连片、不集中，遍布桂头、一六、游溪、乳城、武江重阳等地，如必背镇迁移点共16个，其中，桂头镇16个，一六镇7个，乳城镇12个，武江重阳2个，其他迁移点4个，而且，零星布局的迁移点偏多，一些迁移点瑶人户数和人口数很少，如东坪镇迁移点乳城新兴山下村仅6户11人，而一些迁移点户数和人口数更少。这样，在汉人占据绝对人口优势的平地，零散定居的瑶人虽与客家人普遍相处融洽，但在文化认同上仍与客家人有所差别，如瑶族老人尽管逐渐习得客家话，但仍然习惯于以勉话交流;又如，瑶族老年歌者大多喜爱婉转含蓄的瑶歌，且通常并不当众对唱情歌，故较难接受客家老人演唱直白的情歌。
此外，部分瑶族迁徙人口面临着田地被占的困境。这源于人口迁移工作初期，既未签订有效协议，又未发放土地使用证，仅粗略填写了相关表格，致使迁移户的土地界限未明确。由此，部分迁移点周边汉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认可父辈已将耕地等转卖给瑶族迁移户，从而引发田地纠纷，以至于一些迁移户无田可耕。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在县、镇政府随后的迁移工作中受到重视并得以改进，但从目前来看，它们连同瑶人的文化习惯共同促成了瑶人迁居平地后寻求文化认同和现实支持的心理。
乳源县城沿江中路榕树下聚集的来自不同村寨的瑶族老年歌者及其唱述的有关族源、迁徙的瑶歌，即可谓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写照及当代迁徙的缩影。定居或暂居县城后，瑶族老人没有或少有田地耕种和管理，因而多有闲暇，又难于完全融入客家文化，于是，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去往这株榕树下对唱瑶歌成为来自不同村寨的瑶族老人的重要交际方式，并从中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不过，总的来说，从山地向平地的迁徙，极大地改善了瑶人的居住条件，而通过购买或租赁田地，瑶人耕种趋于便捷，其收获也大幅提升。另外，瑶人当下的生产生活并未脱离山地，而是呈现出在山地与平地之间“两边摆”的模式。赵天银老人在新编瑶歌中就生动地记述了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时今下山住坪垌，居住坪垌耕有粮。进山砍木卖有钱，有钱有粮行州庭。”这种积极的生存策略显示出瑶人在迁居过程中的灵活适应与乐观心态。
四、结论
明清以来，在广东北江一带繁衍发展的乳源勉瑶，大致经历了两次大迁徙，其一是明清之际诸姓开山祖进山及子孙在山地的扩散，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主导的从山地向平地的迁移。在两大迁徙之后，瑶人皆转向定居，但均保留了有关迁徙特别是“渡海”的叙事。在流传至今的手抄歌书及新编歌书中，这些叙事即是重要主题。结合明清之际的华南暴动及里甲赋役制度来看，乳源一带的瑶人迁徙叙事从盘瓠型“犬祖神话”转向“渡海神话”，不仅出于建立全新的礼仪性的祭祀共同体的意图，还与当时里甲登记下对户籍与田地的合法性的维护有关，及至民国，瑶歌中的盘王已然成为先祖渡海时的救世祖而得以祭拜。
新中国成立至今，近乎半数的乳源瑶人先后徙居汉区平地。当拜王歌堂等酬神还愿仪式复兴之后，日常瑶歌则在平地日渐兴盛，它并不简单地只是自娱自乐，还以演述“历史”的偏好追忆独特的族源与迁徙，以增强平地瑶人的归属感与凝聚力，而其根本动力则是他们在零星散居下寻求文化认同和现实支持的深层心理。此外，当代迁徙的经验赋予瑶歌愈加丰富的迁徙叙事，它承载了瑶人对迁居平地的喜悦与感恩之情，更以歌词的形式记录了瑶人当代迁徙及其生计生活的变化。
（文章出自《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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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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