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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常生活的时间性
冯珠娣在《饕餮之欲》中将历史时段与日常生活的时间做了一个对比：尽管1978年是中国正式宣布“改革开放”的时间，以她自己1982~1984年在广州、1987年在山东邹平的生活为参考，冯珠娣观察到普通中国人在1980年代的日常生活是相当“集体主义式”的，直到1990年代中期，“文革”末期出生的一代人成家之后，才有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时间史与宏观历史是错位的;同时，日常生活所展示出来的不同人群的时代性也是鲜明的，如冯珠娣所说，交谈之前她先问一下出生年代，大体可以判断对方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性。
从日常生活自身来说，美国人类学家Brad Weiss认为，日常生活的时间具有重复、即兴、惯性的特点，时间性对于把握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在Weiss对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小镇农夫市集的民族志报告中，集中描述了自己参与帮忙的肉铺在集市上一天之中的时间流：支起帐篷、摆好桌子，将分门别类切割好的各个部位/等级的牛排以及预先加工、冷冻的肉肠、肝肠、烟肉准备好，等等。显然在这样一个人来人往的市集空间，各个摊位的时间流是不同的。而顾客即兴驻留、交谈的时刻，则是对时间流暂时的打破。Weiss认为这个市集特有的时间性还突出体现在这些打破时间流的瞬间。因为农夫市集强调的是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在顾客驻留的片刻，肉铺老板从生产者变成服务者，时间流被打破的同时，生成的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直接关联。这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之后，生产、服务、消费的各成一体、互不相干有着明显的区别。农夫市集所强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联”，在这里以时间的形式体现出来，即便这样的驻留/关联并不一定直接生成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很可能攀谈几句便离开)而促成“商品流通”。此时体现的更有即时生成的农夫兼手作匠人的情感(交谈中生成的自豪来自于自己的手艺)，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亲密而非异化的关系。同时，对时间维度的强调还使Weiss注意到，来到市集的顾客都刻意穿着休闲装，以强调这是在工作时间之外的休闲;而农夫们则穿着他/她们在农场劳作时同样的衣服(工装及防水靴)，以彰显其如假包换的农夫身份。对于农夫来说，市集/销售时间是工作生产时间的延续而非断裂，与顾客的时间观是相反的。如此，通过对农夫市集的时间节奏的把握，Weiss生动地勾勒出市集日常生活的轮廓，其中凸显的价值观的汇聚与交流，直接引发出关于农业、技术、情感劳动、生产价值等更进一步的讨论。
上面这两个例子都通过时间性揭开了日常生活的“习以为常之蔽”。同时令人想到汤普森关于钟表时间、工人劳作与工业资本主义关系的经典讨论。列斐伏尔也曾指出，钟表时间已经统辖了人们日常的空间活动：吃饭、上班、休闲、睡觉。而日常生活同时也是由生命乃至宇宙的自然节律构成的：生老病死，白昼与黑夜、四季更替。关注人们的身体时间或自然节律对外在时间(如现代钟表时间)的调适或不适，可以成为观察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吕斯·贾尔对烹饪、饮食的详尽观察与分析，也围绕着日常生活的时间性展开：从购物、准备食材、烹调到饮食，这一系列原本微不足道的重复劳作，在吕斯贾尔的细致观察下，超越了公共/私人的二分、不再单纯局限于“家务事”的范畴，而且从中表达出相当有力的女性主义主张：“总是有女性一直被困在家务与生育之中而与公共生活和知识教育绝缘……我想做这样一种写作：没有姓名、没有文字的写作……它面向的是总在为他人服务的一代又一代的妇女，她们的(知识与文字)是由生活必需且无穷尽的家务、循环往复的一日三餐、对他人身体的关照，汇聚而成。”通过对女性在日常烹饪中“不足为道”的技艺及其取得的成就的欣赏性细致描述，吕斯贾尔以“无名者的写作”的名义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男权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批评。
“常”：日常生活的空间性
日常生活离不开空间，同时空间也形塑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空间与时间关系密切，如居所内部划分为餐厅、客厅、卧室的不同空间，随日常生活的节律而在不同的时间使用。列斐弗尔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 的概念，也即空间并非被动的地点或“容器”，用以容纳人类的各种活动及社会关系;它其实对所有的社会进程都有影响。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描述四合院村民室内生活空间的具体布局，可以揭示出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日常卫生实践。空间化(spatialization)同时决定着并取决于人们对“高”“下”“洁”“污”的分别。如福柯所说，“空间从根本上代表了社区生活的形式”。
以笔者对于河南尚村卫生的观察为例，在简朴的四合院里，处处体现着空间与卫生的关系。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建筑中，北为上位，南为下位，这也是一个划分空间的等级观。因此井台和下水道靠南边、近院门，处于距离北边的正房最远的位置。这些都体现了“上”“下”与“净”“脏”的关系。每家都有的供桌也蕴含了家庭卫生观的意义。供桌上面的物品显然是最重要的，如观音或毛泽东像;位置也是最高的，或者说离地面最远的。供桌是一个窄条长桌，一般都是根据堂屋北墙的长度定做的，正好抵住两侧的墙面。供桌下面中间的位置则可以让一张四方桌靠进来抵住北墙，节省一些空间。四方桌并不常用，只在招待客人或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拉出来，摆上七盘八碟。四方桌下面往往还叠着一小方桌，那才是家庭常用的桌子。小方桌要低得多，吃饭时大家把屋里、院里四处散落的“墩儿”拉过来围桌坐一圈，即可。吃饭时吐出来的骨头、菜渣可以随手丢在地上，而不是摆在桌上。在尚村人的观念里，脏东西都应该往下走，而不能放在上面。
从供桌到四方桌到家常的小方桌，随着它们在村民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的下降，其排列高度也次第下降。日常生活空间的安排不仅体现了村民的日常信仰实践，同时也是村民的洁净观，以及待客之道的体现，与此相对应的是日常卫生实践。厨房与储物间距离厕所最远;院子里两条交叉的水泥甬道分别通向正房和偏房，方便行走和打扫，其余则维持原先的泥土表层，下雨时雨水可以渗到地下。脸盆和脚盆是要严格区分的。使用后的洗脸水洒在地上“降”灰，卷起的裤脚是为了防止灰土“上”身。总的来说，这样的区隔涵盖了上位—洁净，下位—肮脏;内—净，外—脏;距离身体近—净，距离身体远—脏，等等，都是可以感知的带有等级秩序的卫生格局。依据这样的观察，村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示了他们对卫生的细致辨别，对“干净”的关注，由此有力地回应了在城乡区隔的社会背景下常常听到的价值判断：“农村人不如城市人干净。”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可见，对空间的关注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日常生活的内容和细节加以足够的重视;从这些细节也可以揭示其中所隐含的社会文化的隐形内涵。在布迪厄早年的“卡拜尔房屋或颠倒的世界”民族志写作中，布迪厄对卡拜尔人居住的房屋空间作出了极为细致的描述，将房屋内部的分区与外部世界的分区联系起来，分别对应了“亲密、隐私的家屋女性世界”与“公共生活与农业劳作的外在男性世界”，从而勾勒出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族文化的整体特征。虽然这样的方法曾被批评为“无历史的结构主义式”描述，这篇经典文献着力强调的时间性、空间性与日常生活实践，已经超越了机械的结构式范畴。更为重要的，这样的描述表达的是布迪厄对卡拜尔房屋的居住者留恋其“传统文化”的感同身受，其中内隐了作者对战争乃至殖民主义的批评，自有其政治立场。
关于中国城市家庭的空间，汪民安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住房商品化的社会变迁为背景，探讨了家庭、居住空间、伦理关系、社会关系的相生相联：“居住空间的差异，最能昭示社会的阶层差异……不同阶层，一定会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但是，这些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由家庭空间扩大到社会空间，汪民安分析了在不同的社区中不同的生活风格，大杂院、塔楼、别墅花园、郊区，等等。差异性的空间不仅再生产了生活的差异，同时再生产着习性的差异：“人们日复一日回到家中，回到居住空间长久形成的政治结构中，空间在耐心而沉默地塑造他们的习性”。日复一日的时间、居住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这些日常生活的具体条件不仅塑造了习性，不可或缺的还有身体的日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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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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