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个问题，早期文献传播途径不同，同一故事，便有不同记载。比如有关《西京杂记》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倪豪士根据毛延寿丑化王昭君这个细节，推断这部书出现在齐梁中后期。类似情形，《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女传》《新序》《说苑》等，故事来源各不相同，故事情节细节都有出入，就有一个互文性问题。即便是同一本书，前后记载也可能矛盾。比如《商君书》《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很难说一定是个人所著。《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刊发了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楚辞〉的时间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时间观念往往是循环式的，直至永远。这个时期的人们基本上感觉满足，较少忧虑。进入文明的较高阶段之后，尤其是中央集权统治后，新的直线式时间观念产生。这时的人们开始充满忧虑，时间的背后是悲剧性的本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按照这样的观念看《离骚》，就有三个时间观念：第一部分是主人翁第一次出发以前的部分。从时间观念来说，这个部分是直线性质的时间里万事不如意，所以他放弃直线性质的时间，向天界作第一次的出发。第二部分记述天界游行的前半段，包括他跟女神们的接触，描写的是主人公在圆形时间里的彷徨。第三部分是第二次出发以后记述新的天上游行，从空间观念来说，是以迈向更宽广的地域为目标进行的彷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时间。这个时间超越直线性质的时间和循环的时间，是充满喜悦的绝对性质的时间。所以会有这三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从逻辑上来推断，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叙述者造成的。这可能就是一些学者读《离骚》时，可以读出不同作者的原因所在吧?这种文本细读，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这个结论可能不是否定屈原，而是指出一种现象，即早期文献以某人命名，这个人并不一定就是唯一的作者。

　　第六个问题，早期文献是口耳相传的，图和画的关系非常密切。图书二字，本身就是“图”和“书”相合而成。可能的事实是，先有图，后有字，然后才有书，才有历史的叙述。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里所说的“象”是卦象、爻象，哲学上讲是物象，卦象、爻象，是一种画面，故文学上讲是形象。“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意—象—言三者的关系，是哲学命题，也是文艺理论常见话题。意是关键，而言可以通过象表达意。但是，言意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图像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弥补言的不足。所以图像研究很值得关注。

　　第七个问题，学术论争中的中西之争。西方学者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用细节去重构历史;中国学者通过归纳整理的方式，从整体去印证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术界对于秦汉以来的学术传承非常重视，但是又受到制约，将他们的记载当作不容置疑的“凭证”。在他们记载的基础上研究历史。西方学者首先是批评，从否定开始;中国学者首先是尊崇，从理解开始。理解是因为相信，所以才有同情的理解。西方学者没有狭隘的专业意识，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中国学者则有着强烈的专业情怀。西方学者重在探索的乐趣，而中国学者则更重在实用主义，故而学位体、项目体盛行。

　　第八个问题，理论思考和文献考订孰重孰轻的问题。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认为，史料不是史学，史学是要建筑一座大厦，而史料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砖瓦;建筑材料无论多少，都是为建筑物服务的。史实的堆积和史料的考订，充其极也只是一部流水账，要了解这部流水账的意义，则有赖于思想。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只有透过物质的遗迹步入精神生活的堂奥，才能产生珍贵的史学。这个观点是对的，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材料的整理，还要关注材料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思想意识、历史规律。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有详尽的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也需要从理论上阐释清楚。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文本的细读开始。这就回到了最初设计的讨论主题。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回归经典，细读文本。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2期 “本期话题”栏目，引用请参考原文)

继续浏览：1 | 2 |

【本文责编：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