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文学遗产》和中山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第五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利用会议间歇，我应邀在古籍所做了一次小型学术报告会，题目是《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重点谈学术观念问题。这个话题源于2014年秋天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中美双边对话会。美方学者有柯马丁、宇文所安、艾朗诺、田晓菲、商伟等人。会前，我们有的学者似乎是有备而去的。柯马丁曾提出《离骚》未必是屈原一人所作。一些人想，我们真要看看有什么新观点新资料。那次讨论，双方并没有涉及到《离骚》，只是就先唐文献研究的一些问题展开有趣的对话。也许中方学者的学术准备不足，结果并不理想。我们提交的论文，多依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文献，勾画先秦学术谱系，推断先秦学术文化，没有太多新材料，更没有新观点。美方学者说，这些知识，余嘉锡先生早就在《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说过。

　　这实际上触及到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软肋。客观地说，我们的一些研究基本上还建立在20世纪初叶的观点之上，要么疑古，要么信古，徘徊在两端。这就引起我的反思，于是有了《关于唐前文献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这篇讲演稿，讨论中国早期文献的稳定性和矛盾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谓的稳定性，就是迄今为止，近百年来的出土文献那么多，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的早期文献又有很多矛盾性。特别是唐代以前的文献，这种矛盾性随处可见。读司马迁《史记》，有点像读小说，细节真实到让人不可思议。由此看来，中国早期的文献，历史、文学往往混杂在一起，都有想象的成分。那么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想象，有什么不同呢?最近读到《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这本书，再比较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两书都谈到了想象，一个是文学的想象，一个是历史的想象，两者有什么区别?按照他们的观点，文学的想象是通过历史事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来展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历史家的想象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把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出来。历史也好，文学也罢，其主旨都应揭示历史的深邃。

　　第二个问题，早期的文献，经历了从口头传说到书诸金石简帛的漫长过程。纸张发明之后，钞本出现，然后到雕版印刷，逐渐形成经典。一切历史，都源于口述。最近我读到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所著的《文化记忆》，又一次触动我的联想。作者从古埃及历史研究中发现了这一有趣的问题，即一种文化形态的建立，通常经过“回忆文化”“记忆文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这三个过程。所谓“回忆文化”，多是当事人的记忆，并不断经历着重构，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在其《编年史》中提到了最后一批罗马共和国亲历者的故去。八十年是一个边界值，它的一半，即四十年，是一个重要门槛。第一代亲历者陆陆续续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记忆。从口传到写本的转换过程中，那些吟游诗人、祭司、教师、艺术家、官员、学者等充当的重要的角色。他们传述历史，有真实的依据，也有合乎情理的想象。这便与文学发生关系，与第一个问题发生关系，即文学与历史都在一定的真实与想象中开始。

　　统一体制建立之后，统治者通过权力的介入，强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站在这样的立场，我特别推荐柯马丁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作者强调的是文本与仪式的关系，不是讨论审美价值。其实，这种讨论还可以延伸到西汉初年，乐府的建置，《郊祀歌》的创作，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都在试图控制着历史的叙述。谁掌握了历史的叙述，谁就掌握了未来。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政治、文化权力介入以后，很多文献被遮蔽，乃至被有意修改，是大量存在的事实。托古改制，谶纬盛行，这是公然的造伪，姑且不说。早期家学、私学为了争夺正统话语权，往往把自己说得高大上，别人都是假的。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认为中国的文献，只有《周易》《诗经》《论语》可靠，其他都有汉代以后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不能不考虑西汉初年的“过秦”潮流，把秦朝说得很残暴，才能越发证明汉代取代秦代的合理。一个新政权的建立，通常会对前朝大加挞伐。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新朝编订。

　　第三个问题，按照上述观点推断，中国早期的历史似乎不可靠，所以引起很多人怀疑。如前所述，中国早期文献的稳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此前，我参观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看到2003年发现的27件青铜器，其中一件记载单氏家族与周天子的关系，与《诗经》、《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多有吻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而今在大兴安岭嘎仙洞中发现了摩崖石刻文字共201字，与史籍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从而找到《魏书》所记鲜卑人的历史源头。中国的历史，就其整体而言，就是这么确切不移，尽管中间有很多人为的篡改，但历史依然被清晰地记录下来。

　　第四个问题，由上述问题连带出新的话题。譬如原始文献的概念，我们通常认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或者钞本就是原始文献，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假如有一天，真的从地下挖出一部六朝时期的钞本《史记》，一定就比现存的更原始、更可靠吗?未必。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在两汉是被锁在深宫的。两汉之际，班彪获得一部钞本，王充曾从其问学，有可能看到过，《论衡》中的有关记载，就与后来的《史记》有所不同。东汉末年蔡邕流落江南，读到《论衡》，叹为异书，就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资料、新的提法。《史记》在广为流传之前是否遭到修改乃至篡改?现在有很多资料证明这种推断并非臆测。所以，哪些是原始文献，就说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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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