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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志实验场中的结构和反结构
人类学学科出现危机并不可怕，它反而是学科发展的一次契机。在人类学学科之前，号称基础学科的物理学、数学和哲学也相继发生过危机，这些危机甚至还直接关涉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比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量子力学的产生使经典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失效，由此引起了物理学上的危机;数学的基础在20世纪初被成功地转向逻辑，但随着逻辑悖论的出现，数学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哲学传统的研究主题——上帝、物质和灵魂，面临着宗教学、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冲击，哲学存在着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险。在危机之中，经过三门理论学科的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相对论的出现、自然数的重新定义及语言逻辑化分析，使得物理学、数学及哲学成功化解了危机，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些学科在面临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应对危机的方法，确实值得人类学界借鉴。实践证明，人类学界也是如此去做的，一大批实验民族志作品的出现，正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和举措。但民族志实验场中的种种实践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应该如何去分析这个结构，是如今寻找民族志科学性的根据。
危机影响下的民族志书写，总体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范式多样化、修辞文学化、视角微观化及价值人性化等。首先，范式多样化。“范式”是个较为模糊的概念，主要是把一个科学理论作为范例去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范式是一幅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以范式改变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人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范式的作用在于去解决科学理论中的问题。(21)民族志实验阶段出现的范式多样，是解决科学民族志危机的产物，也是人们面对世界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产物，同样是科学理论的更新。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到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相对论到认知科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并存等为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多样性产生奠定了基础，对于大家去理解诸如现代主义民族志、新现实主义民族志、心理动力学民族志及线索民族志、主体民族志、影像民族志等分支学科的内涵大有裨益。在心理动力学民族志的三本代表作中，罗伯特·莱维的《塔希提人：岛民社会的心智与经验》强调的是人观思想;奥德·柯累克的《力量与劝服：一个亚马逊印第安人社会的领导权》关注梦境中人们的思维结构关系;奥贝耶斯科尔的《马渡莎的头发：关于个人象征符号与宗教经验的一项研究》看到了思维模式在社会变迁中的形成与转化。在中国“主体民族志”倡导者朱炳祥教授的众多民族志理论研究中，对主体民族志形成、范式特征、多重主体及实践个案都有阐述，特别是在《“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22)中，把其提倡的范式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给读者一种全新的认识视野。总之，这些民族志理论及作品，都成为了今天范式多样化的表征。
其次，修辞文学化。随着罗兰·巴尔特和福柯思想的广泛传播，民族志书写也深受其影响，一股号召民族志诗学和政治学的潮流涌起，很多学者甚至发出了民族志书写进入了一个文学的时代，修辞多样化应成为当今民族志书写一大特色的呼吁。比如，在有的学者称为开启了实验民族志写作先河的《忧郁的热带》中，作者采取了自白、人观及文学语言去书写民族志。保罗·拉比诺认为克利福德把民族志分为经验的、对话性的、解释性的和复调的四种写作方式，其中心论题是人类学写作一直以来都在压制田野工作中的对话因素，它把对文本的控制权交给了人类学者。(23)另外，《写文化》的其他作者，比如，雷纳托·罗萨尔多、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等都表达出了在民族志写作中重视修辞的必要性想法，他们认为《努尔人》里面体现出来的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法律及没有领袖的那种缺乏维持政治秩序的制度的表达方式让人难以接受。
再次，视角微观化。从理论上看，在人类学古典时代，以进化论、功能主义及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理论追求，成为当时民族志撰写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民族志危机出现前后，更加关注微观层面的象征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实践论、解释学等，预示了当今时代理论多样化和小理论盛行的局面已经形成。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转向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这在人观思想及其相关作品中得到了体现。正如学者所说：“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提出，部分原因在于为了在政治上对抗具有危险性的种族主义以及浪漫的集体思维理论。”(24)比如，肖斯塔克的《尼莎：一个昆丹妇女的生活与言语》、罗莎尔多的《知识与激情：依龙哥特对自我和社会生活的看法》、克拉帕扎洛的《回归的礼仪：摩洛哥人的割礼》等作品，都充分展现了这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题的多样化造就了描写的细致化和深入化。比如，格尔茨对巴厘斗鸡的深描展现了鲜血、家族及权力等关系系统;而在保罗·韦斯利的《学着劳动》中，读者看到了民族志作者对于本文化的批评以及工人阶级自身的形成性经验。从异文化到本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主题变换，表征了民族志主题的多样性。而在这种主题选择下的民族志作品，显得比经典民族志更为精细和丰富，避免了以往民族志那种单调乏味、无厘头的描述弊端。就像格尔茨所说的，民族志描述有四个特点，除了它是解释性的、社会性会话流、把会话解救出来和固定术语固定下来之外，民族志还有第四个特点，即它是微观的。(25)
最后，价值人性化。民族志作品体现出来的人性化，不仅仅是指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也能显示出民族志作者的真实个性，更能彰显出人类学追求人性普同的目标。格尔茨的“深度描写”和“当地人的立场”的“经验相近”、民族志的对话式文本的出现、依龙哥特人的“心灵地图”，都是尊重调查对象的产物。而《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公开，正如雷蒙德·弗斯所说的：“一旦它得以面向大众读者出版，作者必然会同时招致批评与赞赏;所以公正地来讲，他即使不被同情，至少也应该被理解。”(26)王铭铭也认为：“他以少见的勇气，表达了他对人类学家与他的‘活人材料’之间关系的阳光与阴暗面，他不压抑自己的情感，不控制自己的笔触，这一做法几乎是一种美德，源于马氏对待自我最真实的自省，展现出一位对社会科学之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十足又耐人寻味的魅力。”(27)人类学是对人性进行探寻的学科，文化多样与人性普同本应是其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西方中心主义和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书写目的早已得到遏制，人类学公众化和公众人类学，“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任务仍然是重新整合或重新发明他们在当前从事人类学的意义，从而使公共人类学的根本愿望在对此学科的目的有清晰理解的大众中得以实现”(28)。
对于民族志实验场中出现的以上结构特征，我们应该从辩证的视角去看待和分析它们。既要看到它们对于民族志发展的贡献，也要看到它们背后展示出来的不足。欧内斯特·盖尔纳说：“后现代人类学是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观性和自我放任。归根到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实际意义好像是这样：拒绝(实践上有很大的选择性)承认任何客观事实和任何独立的社会结构;反对调查对象和调查者不对多重意义进行寻求。”(29)虽然盖尔纳对民族志实验的总结看起来有些过激，我们不应该否认民族志实验场中的种种实践确实带给了我们一些好的田野工作方法和撰写民族志的进路。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美国人类学家诺曼·邓金眼中的民族志书写给民族志发展带来的危害。他说田野民族志作者对各民族的描述应该超越传统的、客观的写作方式，写作出更具实验性、更具经验性的文本，其中包括自传和基于表演的媒体;更多地表达情感;文本要小说化，借此表达诗意和叙述性的事实，而不是科学事实;同时还要面向活生生的经历、实践，采取多视角进行写作。(30)如此看来，盖尔纳对后现代人类学特征的总结也不为过，后现代人类学的随意性、混合性、边缘性等特征确实存在。那么，就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实践场中的结构，恰恰预示了一种新的反结构文本的存在。
同时，民族志实验场中的结构与反结构态势并存，又一次再现了格尔茨讲的那个乌龟驮乌龟的寓言故事，好像永远找不到解决危机和问题的办法。诚然，人类学是对异民族的研究，研究主体本身就带有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异族与我们不同，那么研究他们对理解我们有什么意义?如果异族与我们相同，我们研究自己好了。然而，我们不可能不去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短短的一百多年历史已经证明了它存在的必要。“实验潮流对民族志实践的探究和质疑，只能被视为是健康的。实验潮流应该被当作过程来理解，因为它展示了人类学的变迁。”(31)因此，民族志实验从正反两方面打开了把握民族志科学性的大门，带给了我们诸多启迪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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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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