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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友文：日本首都大学人文社会系何彬教授2010年在《民族艺术》发表系列论文，提出了这一观点，并对国外民俗地图的学术史做了回顾，对其基本构造与制作技术做了详细评述。她认为，从制作、使用目的来划分，可以把民俗地图分为记述型民俗地图和研究型民俗地图两大类，前者能够为了解各地民俗文化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料，后者则包含着制作者精辟深入的分析，这两类民俗地图对于开拓人们的视野，深化理论研究无疑都提供了具体、典型的个案研究资料，对于建构民俗学理论，促进各分支学科的建立颇有助益。
民俗地图在记录、展示民俗事象方面，与传统的只用文字记述这种单一的表述方法相比较，无疑可以更直观、立体地呈现民俗文化，增强视觉效果，彩色图片的使用与合理搭配，还会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力。更主要的是民俗地图可以是某个村落、社区各类民俗事象的记录，也可以是某个区域具有典型性、标志性民俗的展示，还可以是各个地域同一类民俗的表述。通过一幅幅民俗地图，一篇篇阐释解读文字，可以让读者走进各地真实、活态的民俗世界，在把握地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将微观与宏观、个案与整体相结合，实现超越个案，走向整体，为民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贡献。
民俗地图制作与研究需协同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民俗地图制作和研究给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您看来，当前民俗地图的制作和研究还面临哪些问题?对于推动民俗地图制作和研究走向成熟，您有何对策性建议?
段友文：运用民俗地图记录民俗，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关联着对民俗学学科性质认知、学术史研究的学术问题，要求制作者“吃透两头”，一头是要吃透书本，熟悉民俗学的理论，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这就需要了解民俗学学术史，紧紧跟踪学术前沿动态，把描述对象置放在深厚广阔的学术背景上去考量;另一头是要吃透材料，了解民众生存状态，力求准确、客观、科学地呈示地域民俗，这就需要采取“主位研究法”，站在民众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完美的民俗地图是研究者吃透两头的基础上潜心研究的成果，这就给制作者的学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民俗地图的制作和研究尚属刚刚起步，面临的问题很多，例如，从国家、政府层面缺乏统一的规划设计，各地、各部门的民俗记录处于散在状态;民俗地图的研究者与制作者缺少必要的理论与技术的修炼，民俗地图没有相对统一的规范要求;民俗学在我国高等院校的学科体系里属于社会学之下的三级学科，其边缘性、交叉性的地位令其开展研究力不从心，民俗学研究力量薄弱。
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应该采取下面一些举措，第一，我国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充分认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记录传统民俗，延续民族文化血脉，留住乡愁，守护精神家园的重大意义，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像十套民间文艺集成的编纂一样，动员研究部门、高等院校等行业单位的力量，制订周密可行的规划，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出版县、市、省乃至全国性的《民俗地图》。
第二，民俗地图的研究者与制作者要密切合作，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不同学科专业的跨界融合。从《山西民俗地图》的编撰来看，民俗地图的绘制是由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的专业人员来操作，民俗文化资料主要依据已出版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及艺术学工作者的调查研究成果，尽管有民俗专家委员会提供咨询，然而民俗资料整理者与民俗地图绘制者是有隔膜的，即民俗学者缺乏地图绘制技术，地图绘制者缺乏相应的理论储备，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短时间内开一两次研讨会就可以凑效的，必须通过严格的专业培训与深入的学术研讨方可实现双方的深度融汇。
第三，加大民俗学人才培养的力度，把高校制度性民俗教育与社会的在职专业培训相结合，方可以保证民俗地图绘制后继有人，民俗文化研究薪火相传。民俗是历代民众创造、传承的生活文化，汇聚着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族群记忆，彰显着特定族群持续的文化认同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最显著的文化标识。可以预想，学术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民俗地图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建构，对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促进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文化功用与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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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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