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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恰恰因为引入了西方小说概念，从文类学上讲，“传奇”之为“传奇”才真正清楚，“传奇”与其他文体才真正划开。较之“传记”、“志怪”、“杂录”、“轶事”、“谈丛”等概念，“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之一目，其含义既具体又明白，这是显然的。也正因为如此，自鲁迅以来，传奇一体已从纠缠错结、堆积如山的古小说文献中特然耸出，呈卓异的面貌，这从鲁迅《唐宋传奇集》、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汪辟疆《唐人小说》、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等著作，可以得到直观的印象。在笔者所见到的专门讨论传奇文体的文章里，大概因为民族意识的关系，学者们往往利用中国固有的史料阐发“传奇”名目，而将这个文体在20世纪受西方文学影响产生的特有的规定性搁置一边。这样来讲“传奇”，就退回到鲁迅以前的状况去了，反而是不大能讲清楚的。
杜德桥本西人而治汉学，照理说，他对援西方小说概念梳理出来的传奇小说，应该更容易辨清才是，怎么反而会对“传奇”拒不接受呢?这个问题留待本文第三部分再作讨论。
二
杜氏否定传奇的分类，举的例子是《丁约剑解》，这里先谈谈《丁约剑解》。
《丁约剑解》讲的是，唐大历初年，韦行式任西川采访使，他的侄子韦子威手下的一个步卒丁约，一天忽然来子威处辞行。他送给子威一粒仙药，并称五十年后二人将在京师相见。元和十三年，子威将还京师，在骊山恰好遇见了被押解入京的李师道叛党俘虏，而丁约就在其中。丁约用仙术脱离了囚所，来和子威叙谈契阔;他向子威要了一支毛笔。数日后在京师行刑，子威从旁观看，当刽子手挥刀斩之之时，砍断的只是这支笔，丁约却一跃而出。他和子威来到酒肆对饮，饮过之后，说未来将在昆仑石室等后者，尔后，“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②。这就是《丁约剑解》的概要内容。
杜氏在文章中对《丁约剑解》的艺术评价颇高，笔者检寻一过，以为似脱离实际。准之鲁迅所阐明的唐代传奇文的标准，尚有距离。从语言的角度看，《丁约剑解》通篇过于简约，干巴巴的，未脱六朝“粗陈梗概”的遗痕。用西方文学的概念来说，六朝志怪全靠“讲述法”(telling)，到唐传奇则引入“呈现法”(showing)，“讲述”是说明，“呈现”是描写，说明追求过程交代清楚，描写追求情状如在目前，说明用语必省，描写着墨必多，二者的风貌，也是颇不同的(以18世纪英国小说为界，此前西人多用说明做小说，此后多用描写做小说，可以说道理一般)。读《丁约剑解》所遇，多是说明文字，而且就是说明，文字也简而又简。如述子威对丁约“云欲他适”的“怒”，子威对多年后再见丁约的“奇”，这些小说家必不放过可做文章之处，都一笔带过，造成述事上既欠周致，理辞上又乏明润，读起来不动人，也少生趣。至于说子威“后擢明经第，调数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及丁约被“反接双臂，长驱而西”云云，像是文忠公史墨，简省之甚，至于干枯了。所以，用“文辞华艳”和“施之藻绘”的标准来衡量，《丁约剑解》显然是不应列入传奇文之类的。
还有叙事问题。《丁约剑解》的故事虽然历年五十，易地三处，仿佛很曲折，而其实有伏笔无悬念，一根线下来，谈不上“宛转”和“委曲”。如果将唐传奇中有关“仙道”的名篇如《红线》(袁郊)、《裴航》(裴铏)与《丁约剑解》做比，则前二者所述环境的开阔与情节的变纵，与后者环境的局促与情节的单一，差别是显然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是作者缺乏技巧，或是单纯记录(见下文)而没有刻意布局，或二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怎么样，从叙述的角度衡量，《丁约剑解》都不应列入传奇文。另外，杜文称道的《丁约剑解》“老练的叙事技术”的几个具体表现，笔者也不敢苟同。作品中的“群众场面”(crowd scenes)，就其描写的效果而言，远比不上《李娃传》(白行简)二肆斗歌的场面，就算加上了“远距离交流”(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distance)，也未能达到动人的程度。关于“局外人观察视角”(the viewpoint of observer)，笔者以为，作品变子威事中人为局外人，当丁约就刑之时，于其紧张的心理和复杂的感受无一楬橥，恰恰说明作者艺术感觉的木讷。至于杜文又提到的作品中的“扩展对话”(extended dialogues)，不过直截了当申事述理而已，十分平板， 较《柳毅传》(李朝威)中既含性情又呈辞采的对话，不可同日而语。《丁约剑解》是《唐阙史》的首篇，《唐阙史》的作者高彦休是唐五代时人，生平事迹已经失考。据作者自序，《唐阙史》之作乃为补史之阙，“(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补史、野史、杂录、杂记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阙史》序)。由此可知，《唐阙史》各篇是“记”下来的，不是“作”出来的，是有意补“阙史”，而无意为“小说”。同一篇序里又说，“愚乾符甲子岁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随乡荐于小宗伯，或预闻长者之论，退必草于捣网，岁月兹久，所录甚繁，辱亲朋所知，谓近强记”。这里更进一步明确说明，《阙史》是多年来对“长者之论”的记录。但是恰恰由于是记录，或者因膺服“长者”，或者因自信“强记”，结果疏于考校，犯了不少史实与知识上的错误。关于《丁约剑解》中人物活动历史年代的舛误，杜文已辨之甚详，这里不烦再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唐阙史》的一篇，《丁约剑解》的作意，仍然只是一般地道听途说，载异述奇，并没有“作小说”的自觉意识。在《丁约剑解》篇末，作者“参寥子”取《史记》“太史公曰”之例，发表了一段议论：
参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将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则无闻焉。盖羽化、尸解，脱略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与利善桎缚其身乎?富与贵能胶餬其心乎?噫!内胶蝴而外桎缚，是以仙灵之风、清真之气，无从而入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称六朝志怪“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不特教徒之书如此，既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故无诚妄之别矣”[3](P44)。把这些话用在《丁约剑解》这篇作品上，可以说除了朝代不合，其他都丝丝入扣。当然，许多唐传奇文每每称述来历，造发议论，但这些都只是“借故”，作者的真正寄心，还在于如何叫故事本身宛曲动人。《丁约剑解》的议论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呢?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显然不是。《丁约剑解》意在仙道，不在小说，这里的议论是实打实的，完全可以单就字面上去理解。
总之，杜德桥认为，《丁约剑解》的艺术水平很高，但是它没有被归入传奇文，所以“传奇”这一分类的正当性就需要打个问号;而笔者认为，《丁约剑解》艺术水平既不高，也不应归入传奇文;反过来说，将《丁约剑解》排除在传奇文之外，于传奇本身也无损。《丁约剑解》实际上并不构成传奇文体操作上的难题。
三
杜氏对“传奇”的非议，一个说它不清楚，前文既已辩之;另一个，说它“误导”。杜文认为，鲁迅设定传奇小说以来，人们“机械地将此名目用于一小丛故事，间有扩大”，对不名“传奇”的作品无论其艺术表达怎样，一概漠视。他的出发点，是文学价值。《丁约剑解》虽然不足以支持杜氏的观点，但这观点本身，仍然应当重视。他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传奇”的分类是否合理?能否引导人们关注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从而有效地为文学接受服务?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头再看鲁迅对传奇的研究。鲁迅在“传奇”项下曾使用了两个不同概念，“传奇文”和“传奇集”，笔者认为，杜氏因为对这两个概念未加分别，遂造成了对“传奇”文体的很深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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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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