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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因文“化”“钱显”而走向文化浅显、文化流俗的嬗变
文化信仰指对相关文化的崇敬、敬仰，对其文化神圣性的信守、执著。钱穆曾指出，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文化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只有这样，“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在中华文化信仰中，其内蕴的精神力量即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而中华文化信仰在外延上的包容涵括则体现在其海纳百川、宽和共融的文化气势上。“大一统”民族共在的奥秘，就在于那种“多元通和”的气魄，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宽容中和的“和合文化”。这种“和合”性就具有牟钟鉴所言“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全球治理的无序和国际力量的失衡，使不少人希望能借助于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文化信仰来达成全球平衡、世界和谐的文化共识。在多元的世界中，人们已有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尝试，虽不太成功却也稍有成效。于是，日本学者西川博史提出，全球化的人类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拥有“共同体价值观”，并通过逐渐培育这种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来建立一种“文化共同体”。这种发展应该就是典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在今天的中华文化重建中，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奋斗目标。由此出现的时髦话语“文化产业”却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文化产业”不能因其产业化而导致文化物化、物质化、俗化、商业化的趋势。过去“教育产业”、“体育产业”在其“化”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应是“文化产业”的前车之鉴，决不可因文“化”“钱显”而走向文化浅显、文化流俗的嬗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先应是文化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使我们重树文化信仰、重有文化敬畏，从而让我们的文化之魂留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其次则应关注文化事业，以更大的投入来加强我们的文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功能建设，通过完善文化硬件和软件来使我们的城乡社会既有现代气息、时代风貌，也能保持其古色古香、淳朴民风，有其独特的文化味，体现其文化气势和文化品位，让民众更有文化知识和文化修养，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比翼双飞。只有在上述前提及条件下，我们的文化产业才可能健康发展，取得积极的回报。
丰富多彩的宗教信仰万花筒
宗教信仰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核心层面，任何社会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彻底消除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可以被新的信仰崇拜所取代，但人类本身的信仰并不能被完全消灭。正是在信仰意义上，伊利亚德才称宗教为“人类学常数”。
中华文化在其长达五千年的历程中显然有着宗教的身影，“上古冲话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童年时代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正是华夏先民与恶劣环境、与自然灾害斗争的伟力写照，蕴涵并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此后，在儒、佛、道三教的历史中，宗教信仰得以集中和凸显。“敬天”、“法祖”、“仁爱”、“礼治”、“德政”等乃宗教、伦理、律法的有机共梅，体现出仁、义、礼、智、信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离开儒、佛、道则会被契空，缺失关键内容。这三教各有特色、相互补充。按照楼宇烈的描述，在“治世”上，儒教提供了“拿得起”的担待，以“儒”修身，志在齐国、平天下，曾为“立国之本”；在“治心”上，佛教提供了“放得下”的台阶，以“佛”理心，去除各种欲望、杂念，曾为“破恶之方”；在“治身”上，道教提供了“看得开”的平台，以“道”养生，望穿时空、道法自然，曾为“兴善之术”。这三教在中国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一度沉寂，但现在又已走出其“尘封”的历史，正在迎来其当代复兴。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还包括了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巴哈伊教以及众多的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信仰万花筒。而从世界视野来看，宗教信仰则更是构成了人类信仰的一大类别。
如上所说，信仰还可包括哲学信仰、科学信仰等方面，所以，不可能以一种信仰来涵括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从具体宗教信仰来看，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信仰”。在人类文明尤其是其精神思想的发展中，宗教信仰占有很大比重。宗教信仰作为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和重要象征，已经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如何协调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稳定、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中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过程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的实现
信仰在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层面本身的多样性，说明在其共在上必须体现包容精神。其实，在信仰追求中，过程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的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把握、欣赏或警惕这一过程，把研究、解决信仰问题的重点也放在这一现实过程之中，而不能放在说不清、纠缠不完的未来或彼岸上。人在来去之间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这才是真正重要、而且非常重要的；只有从其来与去之间的过程中，才能回答、解释“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关注信仰、关注宗教信仰问题，关键就在于对信仰者的人生经历及社会参与的关注、研究、重视。信仰说到底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即有没有信仰文化、其内涵和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其实，中国有着久远、深厚的信仰文化，在扫尽历史的百年尘埃后早应露出“信仰中国”的本真面目。无论是追求政治者因其神圣性而执著，还是宗教徒因“神道设教”而崇敬，都显示出“神州”的本色。中华民族的信仰情结有其与众不同之处。由于现实关切容易成为其关切的焦点，因此使中国各层面的信仰有着特别的趋同性、共构性，人们不太强调此岸、彼岸的截然区分，神人之间也不像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那样有着无限分离的距离。尽管这容易造成其挤在同一层面而彼此不容的悲剧，却也使这种信仰理解有着对我们的直接贴近感和亲切感。中国的信仰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本来在一些宗教中不敢想象的人性本真之神圣追求成为可以实现的理想。中国的圣人崇拜比不少宗教中的圣徒崇拜多了一些人文的内容、社会的蕴涵。在中国宗教信仰的神明体系中，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而成为真神；同理，中国政治信仰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高达宗教崇敬的程度。信仰既是超越人之自我，同样也是提拔、升华人之自我。所以，中国的信仰特色颇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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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12-4-12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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