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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志
1958年10月16日，郑振铎花了大半天时间，写了一篇《古本戏曲丛刊序》（第四集序）。第二天是星期五。郑振铎在凌晨就起床了。他几十年如一日，习惯在清晨工作。按计划，这一天，他将以团长身份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因为是启程出访的日子，所以，在儿子郑尔康的记忆中，父亲这天起得好像比平日更早些，天色还是乌黑。郑振铎记完当天的日记，又给在上海的老朋友靳以写了一封信。吃过早饭后，郑振铎向母亲和妻子辞了行，由郑尔康送到机场。因天气原因，飞机暂时不能起飞。郑振铎又回到家里。下午三点，代表团秘书来电话，说机场通知可以起飞。临出发时，郑振铎笑着对家人说：“这次，我是真的走了！”这是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
这架载有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图104客机飞临莫斯科正东面，到达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纳什地区时失事，乘客和乘务员全部牺牲。噩耗传来，举国震惊，周恩来则通宵未眠。1958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下角，用黑框发布了这条消息。
郑振铎生于1898年12月19日，牺牲时离他60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因为这次要远行，恐怕赶不回来过60岁生日，家人在他临行前几天为他预先庆祝了。
《古本戏曲丛刊》和《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是郑振铎晚年最用心力的两部大书。他在逝世前一天为《古本戏曲丛刊序》第四集写的序，就成为这位大文豪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担任的职务除了文化部副部长兼首任文物局局长，还有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创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组召集人。作为“五四”一代文学巨匠，郑振铎不但是作家、学者、编辑家、藏书家，也是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山者。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发表了包括《中国俗文学史》在内的许多成果。在抗战时期，郑振铎在上海孤岛，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拼着身家性命，搜救古书，其中就包括常熟脉望馆藏的元明杂剧三百余种。当时，郑振铎就发愿，要有系统地汇集影印古代剧本，把数千种古剧本编成一个丛书，以供后人研究。所以，五十年代初，郑振铎就与商务印书馆谈起，希望他们能把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的事业继承下来。1953年春，商务印书馆才派专人来征求他的意见，首先印什么？郑振铎说：还是先印戏曲吧。
郑振铎对中国戏曲认识之深刻，对传统戏曲感情之深沉，完全表达于他为《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写的序中：
中国戏曲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广大深厚的基础，它们产生于人民群众里，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肥沃的土壤上，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学形式比戏曲更接近人民，使其感到亲切、感到欣慰，而且得到满足与享用的了。它们在农村的临时搭盖起来的戏台上演唱，在城市的庙宇里或游艺场上演唱，它们传达出人民的情感与愿望、人民的欢愉与忧戚，人民的愤怒与痛苦。在戏曲里，最能够看出人民的爱憎是如何的分明：凡是人民所憎恨的昏君权相、贪官污吏、奸雄恶霸，我们的剧作家也必予以贬斥，使之丑化，使之为人民所唾弃；凡是人民所崇敬所喜爱的正直忠贞的英雄烈士，所同情的负屈含冤的男女，我们的剧作家也必加以褒扬，予以伸雪，使之正义大张，使之感动人民以至于哭泣难禁。
这篇序，发表于1954年《光明日报》新创刊的《文学遗产》副刊第一期上。这些文字，深沉真挚，饱含对人民大众、对中华古典民族文化的热爱，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郑振铎提出“丛刊”编纂设想，成立了《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他的整个计划是，征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公私所藏，联合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各戏剧团体和戏剧研究者，集资影印，每集印六百部。按时代顺序和戏曲文献类别，从初集始，依次收录《西厢记》及元明戏文传奇、明清传奇、元明清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并组织文学所的专家选目落实，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编号发行。编委会中有赵万里、傅惜华、吴晓铃等加入。——但在实际编辑工作上，几乎是郑振铎一人承担，其他编委则是提供藏书，或参与商量所选剧目等。
1954年至1958年，郑振铎主持出版了“丛刊”的前四集，前三集收录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南戏和传奇，每集各计剧目100种。《初集》1954年出版，收录元杂剧《西厢记》和元、明时期戏文传奇100种。其中第一种书《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海内外孤本。《二集》1955年出版，收录明代传奇100种。其中文林阁刻本《张子房赤松记》《高文举珍珠记》《刘秀云台记》等较为稀见。《三集》1957年出版，收录明末清初剧作100种，绝大部分为梨园钞本，不少为梅兰芳、程砚秋等名家收藏。与前三集不同，《古本戏曲丛刊四集》1958年出版，专门收录元明两代的杂剧，收录杂剧总集8种，共有370多个剧本，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搜罗殆尽。其中明万历顾曲斋刊本《古杂剧》聚集各家所藏，配成全帙，弥足珍贵。
这七百余种珍贵戏曲文本的影印出版，堪称学界盛事，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极为有力地推进了戏曲研究及相关学科的深入发展。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史研究成为重要的学科，尤其是元明及清初戏曲研究能够取得突出成就，这套大型文献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但是，郑振铎的突然离世，使得《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陷入最大的困难，而以后更多的波折更是郑振铎生前不会想到的。
波折
1958年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大而言之，可以说有两续两停。当年在文学所举行的郑振铎追悼会上，何其芳就代表文学所表示，要继承郑振铎遗志，把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的工作继续下去，出齐这套书。同时，文学所决定，以后各卷不设主编，不设编委会，以保持郑振铎主编的地位。
此后，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的积极支持和指导下，这项工作由吴晓铃接续主持，与赵万里、傅惜华、阿英、周贻白、周妙中等学者合作，于1964年先出版了第九集，收录宫廷大戏剧目十种。正在继续编纂第五集的时候，十年浩劫来临。——这是一续一停。
1983年，第二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又抓紧了《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工作，多次召集研究人员和出版社、图书馆的负责人商谈。这年的5月11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古本戏曲和古本小说的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为了纪念郑振铎先生，要继续完成《古本戏曲丛刊》，实现郑先生的愿望。先解决五、六、七、八集，1985年再议十集。这样才对得起郑先生，也对得起后代人。希望能看到全书。我承担了古籍规划，就负有责任。”
《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明清传奇剧目八十五种附二种。这一集主要是吴晓铃与邓绍基、刘世德、吕薇芬、么书仪等学者合作，已故汪蔚林先生也参与了部分工作，中华书局的周妙中先生查访资料，致力尤多。
但第五集出版之后，第六集就遥遥无期，直到刚刚过去的2016年。因为搁置、停顿时间过长，很多人对《古本戏曲丛刊》的后续出版抱悲观态度，有的学者甚至称之为“烂尾工程”。——这是二续二停。但殊不知，这其中还有一些故事。
刘世德是当年参与其事的“个中人”。当年，文学所曾成立“《古本戏曲丛刊》课题组”，刘世德担任组长，组员有吕薇芬、么书仪、王永宽、侯光复等人。他说，《古本戏曲丛刊》没有继续编下去，主要是因为资金断档。当年为《古本戏曲丛刊》事，他与邓绍基一起找到李一氓，李一氓讲，“支持第五集的出版”。刘世德听了，又高兴又失望，因为“他原来是答应五、六、七、八集都支持”。“丛刊”第六集没有继续，刘世德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设了主编，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文学所两家单位当年搞坏了关系。中间还有一件事，是有出版社来找到杨镰，想把《古本戏曲丛刊》“打散了”出，资金由文学所找。这事当然最后也没有谈成。
即使在第六集已经出版的今天，学者们也都承认，在郑振铎去世后，现今谁也没有当年郑振铎的资望、地位和学术能力，能以一人之力统筹协调这么巨型的一个古籍出版工程，更不用说像他那样一人独力编纂了。——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不管怎么说，第五集的出版，毕竟把这项大工程推进了一步。在第五集出版后，李一氓又公开发表文章呼吁，他说：“我更希望他们（指编者和出版者）继续密切合作，把第六、第七、第八集陆续编印出来。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戏剧界的大事情，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情。”（1983年8月3日《解放日报》）
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那摆着。这件大事情真正发生转机，则已经是二十六年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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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01月18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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