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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公益”到“共益”
到1894年，新的“公益”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川乡在以上提到的《鲑川议定》之后又制定了第二个新的规则—《渔业取缔规则》。[9]这个规则和以前的协定相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新的意义，其中有以下几个内容：
公益事业：延续学校维持的费用
资源的共同管理
明文规定：在渔业组合管理的基础上，通过投标决定渔场使用者，其竞标收入由集落分配
对于公益事业的“延续学校维持的费用”这一条，上文提到当时政府让地方自己出钱建学校，在第一个规则《鲑川议定》中提出了3年期间的部分收益用于学校建设，这第二个规则仍然延续把捕捞收益用于学校建设之事，并明文规定通过渔场使用的竞标方式获得集落共同体收益(投标金)用于再分配。一直以来，鲑鱼捕捞收入除了缴纳税金以外，基本都归于捕鱼者个人，可以说受到集资建校理念的影响，大川乡人就逐渐产生了不妨建立渔场竞标方式获取收益，把这些收益作为共同体利益进行再分配的理念，开始是用于集资建校，而在学校建成后，这些收益就作为分配金平均平等地发放给集落成员。从这一过程可见，其实就意味着是对“共益”体系—也就是“共同的利益”体系的强化。而像这两个规则那样把鲑鱼捕捞收益用于学校建设—类似这种“共益”的例子或者说做法，在明治时代(1863年-)以前的史料中都根本没有出现过。所以，共同体内部这种“共益”的思想并不是说历来就有的，可能正是因为明治时代由上而下的“公益”概念的普及才生成的。
但是，地方上的这种“共益”的思想，其实在国家层面上是被否定的。1929年(昭和4年)，曾经发生过作为渔业规则违反事件，被渔业取缔监督官揭露而禁止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是希望你朝着“公益”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让你仅仅只是保障集落这个共同体的利益，局限于“共益”。因为明治政府的目的，是把与社会普遍的非特定多数群体相关的原意为“公共的利益”的“公益”，内涵置换为“国益”—“国家的利益”，并推向国民进行普及。而有意思的是，虽然明治政府在近代国家建设中利用了“公益”这个用语以及概念，但民众把它与在生活基础中原本就存在的“共同”的民间思想相融合，其结果反而在无意间再构成了“共益”之理念，致使保障民众“共益”的“社会性”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五、结语：礼和俗的互动实为“纠缠的对象(entangled objects)”
综上所述，被看成是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共益(俗)”，其实受到了日本近代由国家导入的“公益(礼)”的很大影响。一度被我们认为似乎是传承历久的这种“社会性”传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间社会的“传统”，其实并不是一直以来一成不变的，它实际上是在明治以后的近代受到国家导入的“社会性”概念的极大影响之下再构成而诞生的结果，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被建构的过程而形成。
但是，国家所企图的“公益(潜在的国益：礼)”，在地方，在民间，并没有单纯地按照国家计划的那样被简单地接受和容纳，而是在自上而下展开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这里要说的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上的民众虽然遵从国家的计划—“公益(礼)”，但却是在无意识的误读原意或者有意识的置换内涵的情景之下，以与国家计划相异的形式使之形成为“共益(俗)”而开花结果。正是因为在地方、在民间，人们以不同于国家计划倡导的方式展开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然后才有了以上所介绍的被高度评价的资源管理体系-“共益”这样的制度的存续至今。
所以，这里讲的“公益和共益”的话题，它们之间是互动的或者说是互为影响的，但是，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互动，这等于说不是一种静态的影响，而是一种动态的影响。这两者都处于流动的状态中，然后不断的进行纠缠、磨合，进而生成为另一种事物或现象，即“纠缠的对象(entangled objects)”[10]，在两者之间，一种新的事物或者说新的现象将会不断地被生成出来。
“纠缠的对象(entangled objects)”并非只存在于“公益和共益”的互动中，如“国家和民间”、“传统文化和新生文化”、“过去和现在”等相类似的两者间的互动，都将会连续不断地孕育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他们的关系就像“公益和共益”一样，互相都有震动、都有摇动，然后互相经历不断的纠缠、磨合、融合，最后产生一个纠缠的事物—类似这样的一种现象，不仅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都将会一直不断地持续下去。
注释：
[1] 如：《御堂関白記》，寛弘二年(1005年)、《高野山文書》，嘉応元年(1169年)等。
[2] 译注： 但是，下文中将介绍，来自西方的“公益”，其实经历了偷换概念，在日本被作为“国益”理解。
[3] Simon Vissering：《泰西国法論》，津田真一郎(真道)译，東洋社(開成学校蔵版)，1878年，第112页。
[4] Margaret A. McKean，“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Common Lands (Iriaichi) in Japan”，in Bromley D, et al(co-eds.)， Making the Commons Work：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tudies.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tudies，1992，pp.63-98.
Margaret A. McKean， “Common Property： What Is It, What Is It Good For, and What Makes It Work?” in Gibson C，McKean M， and Ostrom E (eds )，People and Forests: Communitie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Cambridge, Mass： MIT Press，2000，pp.27-55.
[5] 羽柴雄輔：《竪洞に等しき小屋に属した漁業》，《東京人類学会雑誌》(第29号)。
[6] 菅豊：《川は誰のものか?—人と環境の民俗学》，吉川弘文館，2006年，第42—43页。
[7] 译注：原文为正统性或正当性。
[8] 译注： 这里的“谷”，是大川沿岸之谷的意思，即“大川谷”，也就是“大川乡”。
[9] 山北町史編纂委員会：《漁業取締規則》，1987年，第405-406页。
[10]译注：日语原文为：もつれあった実体(entangled objects)。参考: Nicholas Thomas， Entangled Objects: Exchange,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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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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