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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跟踪调查到再研究
课题研究属于“跟踪调查”的范畴。关于“跟踪调查”，国内外在做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国内学者倾向于比较过去与现在发生在同一个田野工作地点的事情，尤其是社会变迁和发展；国外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不同的思想方法对于同一田野工作地点的认识产生的影响(张宏明，2002:1-3。国内称对旧田野工作地点的再次研究为“跟踪调查”，而海外人类学则称之为“再研究"(re-studies)。对于“跟踪调查”这个概念，我们不难理解。费先生对于花篮瑶、江村、云南三村等的“重访”就是典范(参见费孝通，1998)，而近期发表的对林耀华等前辈的村庄的继续研究(庄孔韶，2000，也已广为人知。什么是“再研究”?国内则讨论得较少。在海外人类学中，这个范畴里的范例中最有名的包括弗里曼(Derek Freeman)对米德萨摩亚研究的“再研究”(弗里曼，1990)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与奥贝塞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基于各自对对方论述的“再研究”，针对夏威夷人与英国殖民者船队之间文化接触事件提出的相互批评(参见萨林斯，2003）。与国内的“跟踪调查”不同，海外人类学“再研究”一般沿着学者自身思路的变化展开，如弗里曼从人性与文化关系的思路的变化展开对米德研究的“再研究”，而萨林斯与奥贝塞克拉针对土著观点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历史展开的争论，则与各自采取的不同“土著观点”有密切关系。
在海内外人类学界对“跟踪调查”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怎样给我们的课题一个合适的定位?这个问题在课题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出现。费孝通先生在百忙中拨出时间亲自教导三位博士生的时候，曾多次回忆起“魁阁”，据此延伸出一种对研究方法的一般看法。2003年7月间，针对“跟踪调查”，费先生反复提到两种学术道路，他说:“跟踪调查要么要反映被我们研究的那个社会自身的变化，要么要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这两种选择都可行。”，也就是说，“跟踪调查”与“再研究”的做法各有其优点，新生代学者对旧有田野工作地点进行重访时，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或者两种并重。就我的理解，费先生的这一席话，也敦促我们避免“跟踪调查”或“再研究”的简单化倾向，辩证地看待对前人的成就的继承与反思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实践中，要把握这种新式的综合性“跟踪调查”的分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研究的地点，都是前人在过去选定过、研究过的，各自研究的主题，也已在60年前由田野工作的“始作俑者”界定过了。怎样使我们的研究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我看来，对我们所选
定的三个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前辈学者的民族志研究是扎实的；新一代学者展开“跟踪调查”，不能置这一事实于不顾。于是，我深以为，课题成员应在不重复“跟踪调查”的简单做法的同时，“慎终追远”，避免像一些海外人类学家那样，追求理论阐释的极端相对化，以推翻前人的解释、揭露人类学前辈的缺点为业。反过来说，我们却也不能停留于“过去”与“现在”的重复论证中，而应结合“再研究”的学术反思方法，既在资料的搜集方面多做努力，又尽可能在理论创树方面有所作为。为了更明确地阐明这一双重目的的意义，我们可以将课题的总体目标界定为“反思性继承”。何为“反思性继承”?这个词组含有的想法，并非是一种什么理论，而仅是一种学术态度，它的意思无非是说，研究者要在研究中培养学术的自主性，而要培养学术的自主性，就要知道前人的成就及其局限性，“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在意识到前人研究的珍贵价值的同时，对学术的积累提供知识增添(参见梁永佳，2003:3)。所谓“反思性继承”固然很难满足今日盛行的批判性社会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要求(后者倾向于主张全面的反思)；但它对于促进研究者脚踏实地地展开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学科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学科建设，也有着特殊的价值。
“魁阁”社会人类学研究已经完成60多年了，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选定的田野工作地点进行跟踪调查，我们有可能比较完整地把握被研究的社区的旧面貌和新变化。同时，在新世纪来临之初实施旧有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的跟踪调查，也为我们的理论思考提供一个绝佳的空间，使我们能重访老一辈人类学家的“故地”，在那里追溯社会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时间线索，在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学术事业的同时，联想更广泛的学科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解释，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课题成员坚持以田野工作为本，努力在扎实的参与观察基础上展开社会人类学思考。他们各自在所选定的田野工作地点展开了半年左右的调查。尽管在时间长度上与传统社会人类学要求的一整年还是有差距的，但就目前的可能来说，他们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在准备调查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他们更围绕各自的主题广泛浏览文献资料，特别是对于土地、仪式与交换三个范畴及其之间关系展开的理论探讨，以前人的论述为基础，结合过去一段时间里海内外的辩论，提出了各自的民族志叙述框架，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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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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