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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0年代中期，“文艺民俗学”以关注文艺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跻身为文艺研究新方法理论之一。近三十年“文艺民俗学”理论阐释和研究实践表现为两种学术取向与研究路径：一种为侧重发挥民俗学方法理论在文学文本研究中的工具性，分析作品风格、勾稽民俗史料等；一种则是以“人的文化存在”、“文学即人学”等为理论支点，关注从文学发生学角度挖掘其内部民俗学机制的存在进行深层关系研究。文章以此为考察对象，侧重阐释第二种文艺民俗学理论生成动因，对其交叉研究的路径、成果以及不足进行系统析评。
[关键词]：文艺民俗学；交叉研究；学术反思
三十年前民俗学研究恢复时，与民俗学相关的研究，在时代学术思潮的推动下也纷纷亮相。其中以文艺民俗学为标杆的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就是其间的一道风景线，近三十年这种交叉研究可谓风生水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检索近三十年相关论著，数量颇巨。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知网所载关于民俗学与文学、文艺理论、美学的交叉研究论文就多达万计；通过检索读秀及国内人文类出版社出版书目，粗略可以看到相关的专著有两百多部。此外，在诗词、小说、古文等作品选本中也出现了专门的“民俗”类别，诸如民俗诗、民俗小说及民俗体骈文等。
一、文艺民俗学理论生成动因
文艺民俗学作为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批评的理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立场，一种以陈勤建教授建构的文艺民俗学理论为代表，其理论特点主要是从内部挖掘文艺生成、发展中的民俗机制问题，注重文艺、民俗两者间的关系研究；一种是以文学作品为考察文本，对文本中的民俗事象进行归纳、分析或文献勾稽，侧重于文艺中的民俗现象梳理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是前一种理论即陈勤建教授“文艺民俗学”从酝酿到体系建构的生成期，以1986年《文艺民俗学发生论》的刊发为标志到1991年《文艺民俗学导论》著成，体现了该理论体系的建构，究其生成动因，可述略如下：
首先，时势所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社会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也引发了人文社会学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局面，国家“八五”规划重大项目、规模甚大的文艺新学科建设就是其中的一个浪潮。“文艺民俗学”理论即在这一学术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八九十年代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文艺研究新方法论之一。一九九一年初，著名学者教授徐中玉先生评述时，肯定了陈勤建建构的文艺民俗学理论“每无先例可循”、“创社会主义学术之新”的学术价值，“其作用无论对创作实践和研究实践都有好处是肯定无疑的”。徐先生认为，文艺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关系是“融会则俱利、违离则两伤”，他说：
从文艺的起源、发展、演进、改造，以至全面地把握文艺作品的各种功能，与夫文学能在哪些方面、何等程度上影响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素质，文艺创作如何更能获得广大的知音，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滋养，都同民俗学的研究有非常密切的、融会则俱利，违离则两伤的作用。长期以来对民俗学的忽视，应该说是文艺学研究所以未得开拓、深化的原因之一。反映论的原则一旦脱离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其种种具体表现，容易成为概念化的空壳。
其次，八十年代高校学科建设与学缘因素。1980年代初期，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教授根据学科建设需要，先定文艺学青年教师陈勤建为民间文艺理论家罗永麟先生助手，随后派遣其赴京跟随钟敬文教授学习民俗学，使他从文艺理论的教学研究转向民间文学、民俗学。这一机遇下的学科交叉极大地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从深层的结构观察，文艺民俗学的建构，在于民俗是人俗以及民俗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传统的观念，民俗是乡民农民的土特产，但在实际中，城市居民也有民俗。民俗因人而生，是人类永恒的的伴侣。这一民俗理念的确立为文艺和民俗构建了天然的联姻。文艺学和民俗学所研究的对象有着内在的同一性。按照陈勤建所构建的民俗学眼光，在群体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语言、心理、行为不可避免地打着民俗的烙印。文艺学以人为自己的主要描写对象，民俗学则以人的民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文艺要描写人，离开了人的民俗，人物形象就欠准确、真实和生动。人的情感，并不是某种传声简式的抽象物，也不是某一特定情态的翻版，它有着一定的结构层次，伴随人生蕴量丰富的民俗文化是支撑其生命的内核。文艺刻画人，不揭示制约人主体情感的民俗因素，就不可能真正勾勒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民俗与人生的难分难解，势必左右着文艺对人生的勾勒。民俗与文艺在表现人的问题上有着同类的复合和交叉影响。在发生学中，民俗与文艺都经历了主体心理机制与客体事物之间反复的双向交流，同样需要情感的激发和事象的展现，形成了特殊的联盟，人类社会文艺发生阶段，文艺与民俗有着母女的血缘联系。文艺到了专家手里，独立发展了，可是民俗母体对她的滋润和影响始终未能中断。任何文艺，在总体上都受到一定民俗文化的制约，世界上不存在超越人类民俗文化的文艺作品。
再次，民俗学作为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被运用于中国文学的交叉研究，局面的形成，在学术传统上主要源于二十世纪前期胡适、顾颉刚、闻一多、赵景深、郑振铎等前辈学者援引民俗学入文学、史学研究的传统；明清以来国外汉学研究民俗视角的影响也应当考虑进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民间文学的复兴及文化研究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学界提倡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倡导者中不乏新中国乃至新时期各学科建设的领头人。钟老以其打通文学、民俗学二学科的通识之力倡导民俗学视野下的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研究，相关两篇重要论文是：《〈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一九七九年七月在北京师大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的讲话》、1985年6月《〈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答〈文史知识〉编辑部同志访问的谈话记录》，提出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的交叉研究。同在八十年代，王瑶先生对当时文学研究多“从文化层次研究现代文学”，即研究者“注意汲取与文学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成果”这一现象作出概况批评时，也是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因其授业师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的影响，王瑶先生对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历史的比较”视角和方法相当重注。考察新时期初期学术研究状况可以看到，不仅有像钟敬文、王瑶诸先生在理论上提倡文艺与民俗等学科间的交叉研究，实际的文学研究中民俗学视角也并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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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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