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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辛格在最后一节中谈到了民俗学是否应该改名的问题。这节的小标题用的是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句台词“What's in a Name?”,意即“名字有什么关系?”(20)民俗学长期以来被理解成是对民族文化遗留物的研究,而且人们总是在追问何为“民”、何为“俗”,加之“民俗学”这一叫法也不能体现出这门学科特有的方法和学术理念,因此似乎有更名的必要。但更名也容易使一门学科丧失历史认同,而且会牵扯到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机构的名称问题,如大学的研究机构、博物馆等。另外,如果更名的话,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新名称呢?鲍辛格在此探讨了两个可能的方案:“区域民族志(Regionalethnographie)”和“文化社会学(Kultursoziologie)”。显然,其中的民族志和社会学都道出了鲍辛格对未来民俗学在学科归属与研究方法上的设计。但他最后还是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方案,而是号召广大民俗学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对于在此发表的问题的讨论不应被推迟,而且也不应被搁置到课堂讨论的狭窄空间中进行。如果说该学科的中心会议有一个任务的话,那么首先就是要解决这些中心的问题。如果该学科有什么中心出版物的话,那么它们也同样应该开放给这类基础性的问题。《民俗学杂志》邀请各位加入讨论。”(21)
这场讨论的结果,如我们所知,Volkskunde一词被逐渐尘封,德国民俗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纷纷改名为“经验文化科学”或“欧洲民族学”。改名当然主要是和学术取向的转变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政治原因,是战后德国民俗学“去纳粹化”和去政治化的结果。民俗学者一反浪漫主义时期热情投入到打造民族文化运动中的去功利立场,转而追求学术的纯粹性和科学性,学院派民俗学自此成为主流。此后的民俗学者几乎很少与任何政治和社会力量合作,甚至不再参与各种文化保护行为,只以单纯的学术研究为己任,用批判性的眼光来解读日常生活。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里,鲍辛格曾引用利奥波德·施密特的论述,阐明了自己对学术是否可以介入生活问题的看法。由于民间习俗的“传承是在无意识的特有状态中被接受和体验的”“学术意义上的民俗学本来只能把这些东西当做它的对象来把握,但它不能作为行动的主体来参与”。他继而引用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言论,继续阐述其对应用民俗学的理解:“学术必须间接地、而非直接地服务于生活,通常,它越是精确而严格地封闭自己,就越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22)
四 民俗主义与中国民俗学的转型
让我们回到现实,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与当年德国民俗学的处境有哪些可比之处呢?事实上,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不少民俗学者也和当年的德国民俗学者们一样感觉到了学科的危机,或者对学科现状不满,希望能在学术定位和研究范式方面有所改变。民俗学是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还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民俗学和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有何区别与联系?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民俗学学科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民俗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型学科?等等,都是当下学者们十分关心的话题。
我们应该首先检讨一下,这种危机感来自哪里?和德国民俗学不同的是,中国民俗学的危机感背后没有太多政治原因,其外部因素一方面在于国外民俗学的影响。由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民俗学都放弃了早期民俗学以传统习俗、乡土文化和口头文学为主要对象的学术立场,转向研究当代社会中的民间文化,强调语境和表演的视角,并在方法论上更加注重经验性与实证性,这些新理念的传入对于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民俗学造成了巨大冲击,引发了学者们的思变之心。另一方面,民俗学学科的模糊性以及在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中的边缘位置,也是造成学科危机感的重要外部因素。这一点与德国民俗学当年的状况十分相似。尤其是在高校领域,学科归属会直接影响到该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民俗学传统上和民间文学一起同属于文学学科,但在1997年颁布的教育部学科目录中,民俗学开始与民间文学分离,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地位,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门二级学科。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据笔者统计,目前全国现有的近50个民俗学硕士点中,真正设置在社会学学科之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田兆元曾用十分形象的话语描述了民俗学学科在高校中的尴尬处境:“中国有一些民俗学学科因为身处文学院或者中文系备受煎熬,摆脱不了民间文学的边缘性困境,因为民俗学不再属于文学学科,文学学科没有滋养民间文学的合法性了,能边缘生存在那里都要谢天谢地。也有一些学校明明知道社会学应该发展民俗学,却拼命顶住不给民俗学合法空间,固执地认为已经有了人类学,还要民俗学干什么?”(23)
从内部看,和德国民俗学一样,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民俗学虽然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但长期以来没能形成一套相对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学术范式,除了民间文学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多专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也是令学者们深感不安的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自身营盘不稳,所以民俗学在面对当下社会的各种挑战时才不能及时做出有力的回应。郭于华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批评道:“面对社会主义文明的新传统,面对当前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新民俗,民俗学应当是做出学术解释和分析的主力学科。然而,在80年代‘文化热’的讨论中,在对当代社会转型过程的文化研究中,却几乎没有民俗学的声音。这种失语和失声是民俗学面临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24)新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中国得以蓬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现实问题,亟待学术界从理论上加以廓清,并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方案。无论是国家和地方的有关部门,还是民间的传承人和传承群体,都寄希望于民俗学的研究和指导。然而,民俗学与其说是主动成为“非遗”研究的主力军,倒不如说是被动地卷入到这场运动当中。有的学者生怕对社会实践的参与会影响到学术的纯粹性和科学性,宁可袖手旁观,选择一条与生活实践分道扬镳的道路;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偶尔发表一些和“非遗”有关的文章或言论,但也不愿意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当中。民俗学者在“非遗”保护和研究任务面前的这种犹疑不决的态度,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俗学之缺乏学科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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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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