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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岩本通弥(IWAMOTO Michiya)，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日本民俗学界代表性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有家族论、日常、文化遗产、都市民俗学等。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毕雪飞在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研究科访学期间，受我刊委托，于2016年1月27日对岩本通弥教授进行专访，旨在加深对日本民俗学发展动态、学术前沿的了解。本次访谈的录音由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生施尧整理完成。本刊对访谈内容进行了编排整理，以飨读者。
对日本民俗学学科的看法
毕雪飞(以下简称毕)：我受中国《民俗研究》杂志主编张士闪教授委托，想对岩本老师做一个采访，请您谈一谈您对中日两国民俗学的看法。我读过您的《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一文，很受启发，其中表达了您对日本民俗学发展方向的忧虑，首先想请您就此谈一谈您对“民俗学”这门学科的看法。
岩本通弥(以下简称岩本)：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民俗学”这个名称是否真的恰如其分。当说到经济学、法学，人们马上会反应过来这是研究经济或法律的学问。同样，当我们说“民俗学”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到是研究“民俗”的学问。那什么是“民俗”呢?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建立民俗学的时候用了“民间传承”一词，直至今日，“民俗”被看成是残留下来的“社会传承”“经济传承”等传统的形式。而民俗学则被认为是研究这些残留物的学科。这种倾向归结起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民俗学”的汉字本身带给人的印象。
此前我参加中国山东大学的比较民俗学会时，对刘铁梁先生的一段话印象很深刻。他说：“在中国，folklore一词翻译成民俗学，但如果德国的volkskunde也翻译成民俗学的话很容易被理解成也是研究民俗的学问，所以最好翻译成‘民学’”。对此我深表赞同。在英文世界，研究folklore的学者往往关注表演(performence)或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但在德国却不一样，德国的volkskunde是对普通老百姓的研究。比如Riehl通过统计等方法对当代普通民众的生活进行的研究。我们可以说儿童的folklore，某一城镇的folklore，但却不能说某一地方的volkskunde，因为volkskunde根本的研究对象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folklore本身，这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事实上，柳田国男走的是与volkskunde相近的路线，然而很遗憾的是，日本民俗学界对柳田国男做了错误的解读，将其摆到了folklore研究路线鼻祖的位置上，导致如今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多在关注比较容易被看成是“民俗”的诸如地方的传统节日等内容。然而，今时今日，我认为这个学科应该更多地关注都市中普通人的生活，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民学”。
毕：的确如您所说，中国的很多学者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您觉得以民俗学的角度研究现代人生活有什么特点或长处呢?
岩本：当我们说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被过去的经验以某种方式束缚着的。比如前人创造的环境、社会结构、道德与价值等。我在做研究时一直都秉持着这个立场。以中国为例吧，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去年中国有20万人被拐卖，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从对过去的规范与断层的分析中寻求某种解读，这种研究将会很有价值。再比如在印度，有“名誉杀人”这样一个现象。虽然印度逐渐在开放跨越种姓的恋爱，但事实上跨越种姓的婚姻仍然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引发的杀人被称为名誉杀人。2010年的一桩判决中，“名誉杀人”者被判处了死刑。这其中便有传统的规范和新的社会形势的纠葛。最后再说日本吧，最近我看到南山大学的内藤理恵子对现代年轻人的“他界感”的形成有一个很不错的观点，她认为很多年轻人的“他界感”都来自电视游戏的传播。这样，不管是在日本、中国、还是韩国，接触这些电视游戏的年轻人就很容易形成相似的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传统的民俗学更关注村落这个界限范围内的信息传承，但事实上，现如今，人们通过学校集团，或是通过跨越更大空间范围的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接触和传递着信息，由此而不断创造着新的文化。民俗学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便有其独特视角和以往研究积蓄的优势。
日本城市民俗学的相关研究
毕：如您所知，中国城市化正经历着飞速发展的阶段，民俗学家也格外关注城市化的议题，因此，很多学者都对日本的“城市民俗学”感兴趣。此前我参加了一次日本民俗学会，听到有一个声音认为“日本并没有城市民俗学”。请您谈一谈您与城市民俗学的关系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岩本：日本的“城市民俗学”最初开始于筑波大学的前身东京教育大学1976年主办的大塚民俗学会。当时我还在读大学，调查了大田区的街道派出所，研究成果登在了大塚民俗学会的《民俗评论》杂志上。此后在1980年10月，在石川县召开的日本民俗学会开始采纳“城市民俗”这一说法，并于1983年召开了以“城市的民俗”为专题的研讨会，会后出版的第129期《日本民俗学》杂志便以“城下町”为专题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在这期间，我与宫田登先生一起调查了茨城县城市街区的组织，在调查中发现，一直以来在有很多大商家的街区，店主们或是武士阶级相互之间往来很少，他们之间都是通过进出各家各户的“职人”联系起来的。比如丧礼，在村落中，邻里之间会互相帮忙，但在城市中大商家们却不会直接互助，这种联系是通过“职人”实现的。其他的比如消防，商人、木工、或是建筑房屋中搭梯子的“职人”等，他们直接住在城镇自治会的会场。宫田将这些都看作是“传统的城下町”，略古老的，从江户时代延续下来的城市性事物。也就是说，宫田的做法是在城市中寻找传统事物的存在。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和这种做法保持距离。
在“城市民俗学”的前期，“城市民俗”一词非常盛行，这种说法本身的问题是好像存在那么一个实际的对立面，即“农村民俗”。柳田国男在他的代表作《明治大正世相篇》中就言及了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早在1920、30年代，日本的民俗学就已经在做城市的研究了。然而到了80年代，以宫田登为代表的流派继承了其老师和歌森太郎对于“民俗”的定义，将城市性的事物称作“流行”，从“民俗”中排除出去了。因而他们所做的“城市民俗学”也仅仅在城市中寻找不同于“流行”的传统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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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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