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笔谈·座谈

　　城镇化进程给“非遗”的生存传承和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智慧，从而激活其传承和赓续的生命活力。几年前，我在《我国“非遗”保护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曾列举了造成“非遗”衰微趋势的五个方面原因：“第一，农耕文明生产的衰落以及宗法社会家庭和人伦制度的衰微：第二，农村聚落及其人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第三，外来文化的强力影响;第四，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化;第五，传承者的老龄化，传承后继乏人。”(《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8日)采取何种保护措施，自然要从这些造成衰微的原因入手。目前比较普遍的，是以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方式来对处于生存危机中的“非遗”进行保护，这两种保护方式是无可厚非的，但要看到，在城镇化进程中“非遗”的衰微是一种无可挽回的趋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规定的“记录”(文字、录音、录像)的方式，可能是最不该忽略的。只要记录下来了，就可以采取走进校园、传给后人、供学界研究等方式留住这些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非遗”样态。对于艺术人类学家们来说，保护城镇化进程中的“非遗”中的诸艺术项目，自是时不待我之事，要发挥我们的长项，分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分别轻重缓急，走向田野，抓紧时机以田野的理念和记录的方式，尽可能多尽可能全地留住乡土社会所滋养和传承下来的这些文化根脉——乡愁。

　　王：您说的是，非遗的保护与研究工作确实是面临着非常紧迫的局面，虽然这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怎样已持续十多年的非遗保护工程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接下来是学界应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应该对它们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而不只是流于形式、走马观花，这就需要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我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需要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支撑。非遗普查工作，需要踏踏实实的田野调查，对于研究工作，需要借助于理论对其进行阐释，而这些恰恰是艺术人类学所具备和擅长的。虽然有学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构为一个学科，但实际上它并不具备一个学科的要件。而艺术人类学目前来看虽不是一个学科，但它的学术视域、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已逐渐建构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切实的解决问题，能够为非遗的保护与研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相信未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也会是“淡化学科，突出问题”，而且这一趋势已经逐渐明朗化。

　　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现在来看时机很好，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搭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平台，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为艺术学科的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可以说也是众望所归。在以后的发展中，艺术学五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设置想必也会进行及时的调整与更新，至少从目前来看，国内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置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生招生方向，并开设相关课程，可以看出学界对于该学科价值与前景的认可。以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例，2003年并成立了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而且在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了艺术人类学二级学科的研究生招生方向，我想这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自觉。如果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设置与建设，您认为有哪些方面的工作是最为紧迫的?对于当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而言，您认为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好的建议给我们?

　　刘：虽然我在民间文艺学和艺术人类学领域里学习和探索的时间不算短了，也写过一些理论性的文章和著述，包括原始艺术和象征学研究方面的，但自觉地从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方面所做的思考，却很少，只能谈一点感想和建议。

　　何为艺术人类学?方李莉的回答是：“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一种认识人类文化和人类艺术的方法论。既然是艺术人类学，就可以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也可以是借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艺术。”(《中华艺术论丛》2008年)王建民的回答是：“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艺术现象、学术活动、艺术作品进行分析解释的学科。”(《艺术人类学译丛总序》)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播，如您所说，大约有近30年的历史了。在我的记忆里，1992年2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翻译的外国艺术人类学的著作是美国(后来是英国)学者罗伯特·莱顿著、靳大成等译《艺术人类学》，同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易中天著的《艺术人类学》，此后，陆续出版了不少冠以艺术人类学的著作，200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2006年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于是这个新的学科名称就在学界普及开了。

　　在我看来，艺术人类学，是以人类社会不同阶段上广大民众所创造、传承、传播和享用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为对象，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人文学科。人类社会不同阶段上广大民众所创造、传承、传播和享用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包括传承者)，从来被排斥在传统的艺术学的视野之外，或者用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小传统”来定位，应是“小传统”之属。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艺术诸问题，与传统的艺术学之以文艺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艺术，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果我的这个观点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在我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最早应起始于20世纪30—40年代，那时虽然没有艺术人类学这个名称，但所研究的对象和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与今天所说的艺术人类学无异。前面提到的岑家梧的《图腾艺术史》如是，钟敬文1937年代在杭州举办的“民间图画展览”及其所做的研究，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1942年举办的“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及出版的《Exposition D'iconographie populaire Images rituelles du Nouvel An》，也莫不如是。钟敬文在《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中说：“民间图画是民众基本的欲求的造形，是民众情绪的宣泄，是民众美学观念的表明，是他们社会的形象的反映，使他们文化传统的珍贵的财产。民间图画，它可以使我们认识今日民间的生活，它也可以使我们明了过去社会的结构。它提供给我们理解古代的、原始的艺术姿态的资料，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以创作未来伟大艺术的参考资料。”(见《民间图画展览会特刊》，后收入所著《民间文艺谈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杜伯秋在《Exposition D'iconographie populaire Images rituelles du Nouvel An》的《绪言》里说：“此次展览会……目的为陈列一部分与中国民间宗教有关之图像，而选择此种图像之标准乃视其有无典礼或类似典礼之用途而定，盖此种用途在中国年终及新年时特别显著。”他们的解说指明了所研究和展览的民间图画，是民众所创造和拥有的图画，而且这些图画是与“典礼”(今天我们所说的“仪式”)相关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艺术人类学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对艺术界不被重视的“小传统”傩舞进行田野调查的，是时任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秘书长的女舞蹈家盛婕，她率领的团队在江西婺源作了我国学界第一个傩舞调查，开启了我国艺术研究者对傩舞的最初的认识。时至80—90年代以降，民间文艺学家、艺术人类学家们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和方法，对“大传统”之外的民众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作了大量的调查和记录，为我国艺术人类学的日臻成熟奠定了基础。如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王秋桂先生在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支持下，从1991年7月牵头组织许多大陆文化学者参加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课题计划，用四年的时间，在基于田野资料所写的调查报告80种，如贵州傩戏、各地目连戏、安徽贵池傩戏、安顺地戏、福建寿宁四平傀儡戏、酉阳阳戏、重庆阳戏……掉渣报告中包括丰富的图片及仪式表演中所用的文字资料，如科仪本、剧本或唱本、表、文、符、箓、疏、牒等资料。又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在国家文化部和科技部资助下率领团队从2001年起花费七年时间实施完成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最终成果出版了《西部人文资源论坛论文集》、《从资源到遗产——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等12种，就西北地区的戏曲、民间宗教、民间习俗、民间手工艺、舞蹈、建筑文化、少数民族习俗与信仰、关中工艺资源与农民生活等8个领域的文化资源所作的个案调查报告，以及概述、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部人文资源所面临的生态压力、西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变迁、人文资源开发问题、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经验调查等14个问题的研究结论，提供了翔实可靠、丰富多样的当代西部人文资源的田野调查材料和生活样相，以及民间艺术面临的衰微困境。流传于西北回、汉、东乡、撒拉、藏、土、保安、裕固等民族和地区的“花儿”，申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但申报前对“会儿”的调查和研究呈现分散状态。现在有些地区开始作新的调查，如2007年，西北民族大学戚晓萍在坎铺塔对洮岷南路花儿的调查[2];2012年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中国节日志•松鸣岩花儿会》课题组在顾善忠的率领下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进行的田野调查等。这些课题的完成和田野调查的撰写为艺术人类学的趋向成熟准备了可靠的条件。目前来看，这样的有系统的、带有全局性的艺术类田野报告和资料，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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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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