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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繁荣的中国港口与对外贸易
唐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扩展他们的统治权，扩张到朝鲜和越南（当时称安南），远及中亚的游牧部落和沙漠绿洲中的定居区。同时，唐政府非常重视对外贸易，为了管理市舶贸易，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唐代其他之贸易港尚有泉州、杭州及扬州等。唐之广州、扬州，其繁盛可先后媲美于今日之香港与上海。
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200万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是来自拜占庭和中东各国的商旅荟萃之地。不但是当时中国，甚至亦是全世界的最大城市。
当时外国人所到中国著名城市很多，长安、洛阳以及沿海的扬州、明州（宁波）、泉州、交州、广州等地都已成为中外商人聚集的国际都市。
中国自古对外交通要道主要有二：一为西北陆路，二为东南海路。自汉代以来，武帝通西域，西北陆路对外交通日见发达。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到了地中海，接触罗马等国。中国的丝就由此时传入罗马。至于东南海路，经交州（即越南，当时属于中国）、广州等地，进入海洋。
到唐代时，海运路线得到了扩张。以从明州港出发的航线为例：从明州港出发南下，穿过台湾海峡，向东南到达菲律宾群岛。沿吕宋岛、民都洛岛、宿务岛、棉兰老岛，苏禄群岛西海岸南下，经加里曼丹岛西北海岸至爪哇、苏门答腊岛。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穿过尼科巴与安达曼两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印度东海岸，再从东海岸南下，经斯里兰卡后，又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循着大陆海岸线，一路直达波斯湾，或由席拉夫登岸，由此深入伊朗内地；或至波斯湾尽头，溯底格里斯河而上至忒息丰、阿比尔塔和萨马腊等地。一路则继续沿阿拉伯半岛南岸经阿曼至亚丁湾，或入红海北上抵达阿伊扎布或库赛尔港，在此卸货后，再向西横穿沙漠到达尼罗河，然后顺尼罗河而下最终抵达福斯塔特；或沿非洲东海岸南下，经曼达岛、吉迪，最后抵达基尔瓦岛。唐代，除明州港外，还有广州、泉州、扬州三个重要港口。
唐初商业运输及海外贸易大增，广州和泉州首度成为重要港埠。当时有人造访广州，看见“来自印度、波斯和南海等等各地的船舶无法计数，满载熏香、药材和珍品，堆积如山。”9世纪以后，中国式大帆船开始主宰对印度洋的贸易，取代了印度洋开来的较小船舶，制瓷业尤其因此获利丰厚。
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接管波斯，此时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根基。接下来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伊拉克、地中海东岸、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波斯，造成西南亚贸易区全面重整，统一在伊斯兰旗下。这样的统一体使这个地区变得日益强大，并以此为力量渗透到周边国家。8世纪起，西南亚船舶开始来到广州，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此定居。有各种外国货轮，名叫“南海舶”者，每年均驶来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其中以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的货轮为最大。船高数丈，置梯以便上落，堆积宝货如山。每有蕃舶到港时，郡邑为之喧阗。可见当时的贸易，一方面是中国的商人走出去，另一方面是西南亚等地的商人也在走进来，形成一种循环的流动。
四、“物”的流动与“人”的流动
唐代中国面对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物”的流动的世界，还是一个“人”的流动的世界。当时的首都——长安城尤为繁荣，犹如一块大磁铁，吸引各地杂耍人、画师、舞者、魔术师和乐师纷纷沿着驼路前来。另外，还有叙利亚商贾、波斯教士（包括摩尼教、拜火教、景教派基督徒）、粟特工匠、犹太医生、阿拉伯珠宝商、西藏佣兵、维吾尔马商等，络绎往返行走于海上的丝路和陆地上的丝路。现在中国西北及黄河中游至广东省一带，经常发掘出波斯王朝的银币，可见当时波斯人在中国经商地之广了。尤其是横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中国称其大食国。自唐高宗永徽年间开始，大食人便从海、陆两途来华经商，出售药材、香料、珠宝等物给中国，并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炼丹术和养蚕织丝技术输往欧、非两洲。中国文化及产品传入欧陆，大食起了中介的作用。
当时往返于中国的除西南亚国家的人们，还有许多周边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人们。唐太宗时，东亚的高丽、百济及新罗三国均有派遣贵族青年来长安留学。当时中国政府特在楚州等地设立“新罗馆”，以处理两国间之商务。当时在中国扬州、涟水、诸城、牟平及文登等城市，聚居新罗人无数，称为“新罗坊”。还有东南亚的驃国（今缅甸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及堕和罗（今泰国南部）、宗利佛誓（今苏门答腊）及诃陵（今爪哇）等国，都与中国建交并通商。他们分别把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大象等运销中国，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工艺品返国。至于南亚的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印度）、尼婆罗（尼泊尔）及罽宾（今巴基斯坦）等国与唐朝亦有通商。
笔者曾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到许多唐代的陶俑，里面有当时生活在中国的欧洲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还有黑人。据说，唐代时，中国有钱人的家中，常养有“昆仑奴”，即来自非洲的黑奴，可见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
陆地和海上沿途的商人们，不仅把中国的瓷器运到亚非大陆，同时，也将印度和波斯甚至北非埃及的图饰技法以及他们的图画版本传给中国。在唐以前，中国的工艺美术装饰中大多是人物、禽兽和抽象的几何纹样，很少有植物纹样。但在伊斯兰的世界和佛教的世界里，各类植物和花卉才是他们艺术表达的主题。由于商贸的流动，伊斯兰和佛教国家中律动变化、循环连续的“卷草纹”，格式化的花卉，还有自由表现的莨菪、棕榈叶、牡丹、荷花等形各色花卉，都被僧侣和各式工匠模仿在无数佛窟、巨墓内，因而进入到中国艺术的主流中，同样也进入到中国的陶瓷装饰中，尤其是唐代以彩绘见长的长沙窑的装饰中。就这样，人和物的流动，也带来了艺术和文化符号的流动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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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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