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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0年前的传统村落保护处于不同学科各自为战的状态，多从传统村落的某一个侧面理解和介入。《西塘宣言》的发表意味着学术界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问题上开始从分散、分学科保护走上综合、整合、集合各方力量，形成合力保护的局面，殊途同归地走上了一条具有高度共识的发展轨道，并最终在文物保护界泰斗罗哲文先生、建筑规划界名家阮仪三先生、民间文化界领军人物冯骥才先生的团结、合作和互相支持下，促进了传统村落保护力量、理念、方法的整合。这种整合的表现之一就是多部门联合发文、共同参与开展中国传统村落全面普查，获得巨大成果并建立国家名录制度。与之相配套，每年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逐渐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传统村落从随意抛弃到重拾保护的过程实际上是传统民间美学的自觉回归，因此，保护传统村落，对传统村落的“自美其美”，不仅是对其价值的重新认识，而且是一切保护的先决条件，或者根本的内因和动因，将为传统村落保护注入强大的动力。传统村落是山水诗学、田园美学的发生地和品鉴对象，保护好传统村落，形成与城市文明互补互美的田园美学风景，事关国计民生，也关乎我们的文化传统、精神面貌、文明高度。
关键词：传统村落；保护；民间美学；回归
一、学术界的殊途同归
10年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浙江西塘举办古村落保护国际论坛，发表了《西塘宣言》。来自文物保护、建筑规划、民俗学、遗产学、旅游学等多学科的专家以及各级政府的有关负责人与会。这样一个多学科专家与政府官员参与的会议，在当时还是十分罕见的。正是这次会议标志着学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传统村落的保护既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也是必须整合各方力量共同作为方有效果的问题。传统村落保护第一次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把它的复杂性、综合性、艰巨性与极端脆弱性一起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此之前，学术界基本是各自为战，分别从传统村落的一个侧面理解和介入传统村落的保护。文物学界对传统村落中的经典建筑、重要器物、物质遗存用文物保护的方法登记造册并实施文物等级制保护手段；建筑规划专家对样板级的传统村落从人居环境、建筑风格、人文景观角度进行维护；民俗学界对村落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调查和认定。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引起人们对传统村落整体价值的高度重视，与我国丰富的名胜古迹、巨量的地上地下珍贵文物、辉煌的庙宇和皇宫相比，村落文物保护始终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民居的遗产价值只有极少数典型建筑被列入文物保护清单和名录。我国城乡快速发展，进入“洋楼化”“城市化”时代，原汁原味的传统村落被视为陈旧、落后、封建、土气的象征而被毫不吝惜地推倒和抛弃。与风俗移易、人口迁徙、农村空巢相伴随的是古俗古风无所依附，民俗断代，民间技艺传承后继乏人，民间文艺人亡艺绝。因此，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更新、聚集合力成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与此同时，若干传统村落保护的崭新模式开始像曙光一样出现在文化保护的天际线。世界遗产名录中出现了安徽县西递宏村的范式，以完整的传统村落格局、建筑、规划、水系、传统生活、民俗传统构成的整体遗产风貌受到保护，使村落遗产不是单体的、个别的、局部的、静态的、“唯物的”被保护，一改文物或物质遗产保护的旧观念、旧传统、旧模式、旧方法，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以江苏昆山周庄为代表的一批江南传统村落经过规划性的保护焕发出巨大的生命活力，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和热点，极大彰显出传统水乡村镇的文化、美学、历史、民俗、生活价值；以山西榆次后沟村为代表的北方民俗文化和民居建筑典范经过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调查、设计、规划、保护，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村落，迅速名扬海内外，原汁原味的民俗生活样式、文化生态，活态的经典农耕文明传统融入现代社会并放射出夺目的文化光彩。从上述这些模式中不难看出，学术界殊途同归地走上了一条具有高度共识的传统村落保护独特发展轨道。
二、“三驾马车”的整合驱动
由三个学科领域，探索出三种途径，形成三类模式的传统村落保护殊途同归，最终在三位领军人物的牵手、合作、团结和互相支持下，促成了传统村落保护力量、理念、方法的整合。他们就是文物保护界的泰斗罗哲文先生，建筑规划界的名家阮仪三先生，民间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冯骥才先生。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他们惺惺相惜，携手推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向更广更深的范围延伸。
作为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倡导者和直接推动者之一，罗哲文先生在晚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物遗产保护相结合的理念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倡导，多次与冯骥才先生联手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著名建筑规划学家阮仪三先生不仅创造了周庄、同里等传统村落保护的神话，还与冯骥才先生一起，多次对毁坏传统村落的无知行为进行猛烈抨击，他还特别指出：“古建筑物、古建筑群乃至古村落、古城镇，它们和墓葬、碑刻、古文化遗产等性质与保护方法完全不同。后者已经失去了实际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生命’已经停止，而建筑以及城镇、村落，从一开始出现，就被人们所使用，就与人们的活动休戚相关，并且随着时间的延续而留存，因而古建筑及传统文化村落保护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也需要改变。”［1］冯骥才先生在传统村落保护理念更新上贡献尤多，他最早响亮地提出：传统村落是我国文化遗产中最大体量的一类，必须给予充分关注和重视。他曾形象地指出，万里长城是我国体量巨大和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春节是我国体量巨大和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是我国体量巨大和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性遗产。并进而指出，传统村落是目前我国被极大忽略了的一种形态完全另类的遗产，也是我们最后一种具有极大文化价值的遗产。如果再不保护传统村落，我们将重蹈千城一面的覆辙，沦入千村一面，而且将因此损失一大批珍贵无比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农耕文化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依赖传统村落而延续传承，一旦传统村落被毁坏，依附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随风而散［2］。
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村落从2000年的360万个，减少到2010年的270万个，10年内消失了90万个，相当于每天消失300个，其中毫无疑问有大量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的保护已经是一个被现实倒逼不得不做的事情。客观的现实是，传统村落的保护不是单一学科可以实现的事情，也不是单纯学界合作就可以作为的事情，甚至也不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就可以推动和实现的事情。可喜的是，2011年9月6日，冯骥才先生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有一次关于古村落保护的对话，这次对话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府全面启动多部委联合的传统村落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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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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