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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地域社会为建构其文化认同和信仰的世界，都不同程度地从各阶层群体的想象和希望中以某一个或若干个神话、传说形象为核心，并依据现实情况增减神话传说的内容。 通过文字或口头叙述的神话传说，人们在记忆中刻划出寄托各种期望并映射其观念的神明——即一种“标志”。
将阿育王神话的构成要件还原到各个时期，能够使后人重新构建起一个“区域史”的历史年表。梳理这一神话文本自东汉至明清的动态演变过程，可以看到，氐羌族系的“兄弟祖先”是它生长的主干与基型，在南诏建国之初，因意识形态的全面“梵化”而被对应于天竺阿育王子来滇之事;九世纪中叶，随着南诏国的敕封山神，本地的土主神话“金马碧鸡”进入“王子封滇”的故事体系;约略在明朝初年，“九隆感生”的始祖传说也被横向移植到佛教灵验故事的框架之中，至此形成了阿育王故事的基本结构。明清时期这一故事的内容出现了功能上的分流，与“三兄弟追白马”和“金马碧鸡山神”相关的内容更多地成为滇中佛教圣地故事;而涉及“九隆感生”的情节则在大理国政权覆灭之后，成为洱海地区大姓巨族回溯祖先源头时常常援引的话语资源。
地方社会历史的千溪万壑在民间文学文本中得到汇聚与融合，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云南的阿育王神话是一个文学文本，毋宁称其为一个社会文本。在南诏大理国统治云南的五百年间，阿育王神话为佛教王权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起点，成为建国意识形态和祖先认同的重要依据，也推动了佛经文学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在“层累叠加”的过程中实现了与地域文化的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神话的真实性迄今依然是主导传说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之一。清人冯甦在《滇考》之“哀牢国内附”条中，认为“南诏僭窃已久，后务为神异之说，美其祖宗沙壹事，彷佛吞鸟卵、履大人迹。阿育王事，彷佛五帝，皆祖轩辕。” [62]在正统史家看来，在南诏始祖故事与阿育王之间拉上关系，有明显的附会穿凿痕迹。族群历史的主观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过去的筛选、重组与诠释，这一过程固然不乏虚构的色彩，但同时也是以心态史意义上的真实为基础的。追寻地域性传说之产生与流传背景，其目的正是在于探索这样的“心态真实”和“社会真实”[63]。云南的阿育王故事提供给后人的与其说是“真相”，毋宁说是有关“真相”的一种历史表述，它呈现的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以及更晚近的明清)云南地方社会有关祖先和国家的历史认知。
注释
[1]季羡林《佛经故事传播与文学影响》，载《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2](清)吴大昕《滇南闻见录》上卷“佛国”条，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十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页。
[3](明)赵纯一《重修佛图塔记碑》，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大理市古碑存文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79页。
[4](元)张道宗《记古滇说集》，(清)王崧编纂《云南备征志》，李春龙点校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5](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二，宝唱《经律异相》卷十六“摩哂陀化天爱帝须王十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7页上、中。
[6](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大正藏(2042)，第50卷，第108b页。
[7](苻秦)昙摩难提译《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大正藏(2045)，第50卷，第174c-175a页。
[8](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第533页。[9]崔连仲等选译《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第十六号道利文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2页。
[10]韩廷杰《南传上座部佛教概论》，文津出版社，2001年，第263-264页。另外，据保存在西双版纳勐混总佛寺的《佛教史话》记载，公元615年，佛教徒从缅甸的孟族地区来到版纳，在景洪建立了第一座佛寺“瓦巴姐寺”(Vabujie)。
[11](清)高奣映《鸡足山志》卷一，芮增瑞校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12]引文同上，第293页。
[13](清)释寂裕刊刻《白国因由》，载《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年，第1-2页。底线为引者加，下同。
[1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435页。
[15]《剑桥东南亚史》(上)，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4-6页。
[16](意)马可·波罗《马克·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党宝海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3页。
[17]出于同样的理由，大理苍洱之间的许多佛教圣地都借用梵名，例如点苍山被认为是印度圣山灵鹫山(Grdhrakûta)的分支，事实上灵鹫山在阿育王统治的摩揭陀国，名为耆闍崛山，汉文文献译作鹫峰、灵鹫山，相传释迦摩尼在此居住说法。
[18](法)伯希和(Paul Pelliot)，《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云南之梵名”，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3年，197-198页。
[19]《白古通记》是大理地区的白族以白文(僰文)写成的一部古代史书，不著撰人，现存的云南地方文献(《南诏源流纪要》、《滇载记》、《白国因由》等)和历代云南地方史志均在不同程度上参录演绎《白古通记》的内容。此书又名《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白古通》、《白古记》。因“白”、“僰”同音异写，又被称作《僰古通记》。
[20]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42-3页。
[21](明)杨慎《南诏野史》，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74页。
[22]陶立璠等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篇》，中央民大出版社，1984年，第112-113页。
[23]何耀华《彝族的图腾与宗教的起源》，载《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
[24](晋)常璩《华阳国志》，前引书，第340-343页。
[25]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第197-8页。
[26](宋)宋祁 《新唐书·南蛮列传上》卷三，载《云南备征志》，前引书，第158页。
[27](晋)常璩《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本，巴蜀书社，1984年，第343页。
[28](明)谢肇淛《滇略》卷十杂略，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六，前引书，第793页。
[29](北魏)郦道元《水经·温水注》卷三六，陈桥驿注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55页。
[30](北魏)郦道元《水经·沔水注》卷二八，前引书，第449页。
[31](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地理志，古迹云南府条，古永继点校本，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32]同上书，第146页。
[33](唐)樊绰《蛮书》卷二故实二，载《云南备征志》，前引书，第83页。
[34](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地理志，古迹澄江府条，前引书，第148页。
[35](清)田启光《重建灵应寺记》，方国瑜《新纂云南通志》卷164，祠祀考六寺观一“云南府”，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36]方国瑜《云南佛教原始之谬说》，载《方国瑜文集》(二)，第516页。
[37](元)张道宗《记古滇说集》，前引书，第312页。
[38](明)王昇《大灵庙记》，方国瑜等《新纂云南通志》卷94，金石考十四，前引书，第281页。
[39](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十一，杂志第十三“金马条”，前引书，第1025页。
[40](元)张道宗《记古滇说集》，前引书，第316-317页。
[41](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16“祠祀记”第九“群祀”，古永继点校本，前引书，第549页。
[42]李根源《胜温集》，载赵寅松编《白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43]古正美《南诏大理的佛教建国信仰：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载《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台北商周出版社，第428-9页、第444页。
[44]《南诏图传·文字卷》，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43页。
[45](唐)樊绰《蛮书·云南城镇第六》，《云南备征志》，前引书，第100页。
[46]王叔武《<交广印度两道考>辩误》，载《民族学报》1981年第一辑。[
47]不著撰人《三灵庙记》(1450年)，杨世钰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第10册，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9页上、中。
[48](明)杨慎《南诏野史》，《云南史料丛刊》卷四，前引书，第774页。
[49]方国瑜《唐代前期洱海区域的部族》，载《方国瑜文集》(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2-73页;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前引书，第203-204页。
[50](清)寂裕《白国因由》“茉莉羌送子与黄龙第八”，前引书，第9页。
[51]杨政业《“卫国圣母与梵僧观音”石雕造像辨》，载《大理文化》1993年第4期;李东红《大理地区男性观音造像的演变》，载《思想战线》1992年第6期。
[52]不著撰人《杨应碑》(1460年)，石钟健《大理访碑记》，载《白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54]连瑞枝《王权、系谱与婚姻——从云南洱海地区佛教传说的结构谈名家的形成》，载《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6，第406-8页。
[55]不著撰人《大阿拶哩杨嵩墓志铭》(1420年)，石钟健《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17页。
[56]石钟健《大理明代墓碑的历史价值——<大理访碑录>代序》，载《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第39页。
[57]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4)，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58]转引自侯冲《白族心史》第151页。
[59]不著撰人《处士杨君讳甫墓志》(1483年)，《大理丛书·金石篇》第10册，前引书，第64页中。
[60]不著撰人《故弘圭法主玉泉庵贯公墓志铭》(1492年)，同上，第60页下。
[61]王叔武等《大理县喜洲白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一)，1963年，第5-6页。
[62](清)冯甦《滇考》“哀牢国内附”条，《云南史料丛刊》卷11，前引书，第7页。
[63]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载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6页。
(本文刊登于《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作者：安琪，女，成都人，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人类学中心讲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图绘边民：中国西南的民族形象表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诏大理国的图像遗产与文化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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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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