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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隆感生故事
九隆故事原本是洱海地区古老部族白蛮(西洱河蛮)、乌蛮和昆明夷的始祖感生神话，其产生年代不晚于公元三世纪初[46]，东汉杨终《哀牢传》首见收录，之后又经《风俗通义》、《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哀牢夷列传》等典籍的传抄，将民间社会纷杂无序的口头传说转化为固定的文字形态。
据《记古滇说集》的记载，永昌郡渔夫“蒙迦独”娶本地女子“沙壹”为妻，定居哀牢山，沙壹在水边触沉木受孕，生下十子，小儿子“习农乐”(又名“九隆”)成年后数有神异，被诸兄推为王，主哀牢。后有梵僧自天竺国游化至巍山，七次化身变现，授记习农乐，襄助建立南诏国。“习农乐”一名在其他文献中也作“细奴罗”、“小奴逻”。继南诏余绪的段氏大理国也有着类似的触沉木感生神话：
“院旁有一长者乏嗣，默祷其囿，种一李树，结一大果，坠地现一女子，姿禀非凡，长者爱育，号白姐阿妹。蒙清平官段宝镜聘为夫人，浴濯霞移江，见木一没，(逆)流触阿妹足，遂知元祖重光化为龙，感而有孕。将段木培于庙庭之右，吐木莲二枝，生思平、思胄，号(先)帝、先王。”[47]
至少在元代以前的文献中，南诏蒙氏世系(蒙伽独-习农乐)与天竺阿育王并未出现交集，也就是说，“王子封滇”的佛教故事和“九隆建国”的感生神话原本是两个平行而不相交叉的叙事体系。自明代开始二者逐渐合流，习农乐(九隆)的父系血缘被移植到阿育王世系之中：
三皇之后，西天摩羯国阿育王第三子骠苴底娶戾蒙亏，其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名九龙氏……按《哀牢夷传》，古有妇名沙壹，因捕鱼触一沉木，感而生十子，后木化为龙，九子惊走，一子背坐，名曰九隆……九隆死，子孙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诏出焉[48]。
《白古通记》则宣称渔夫“蒙迦独”与阿育王之孙“低蒙苴”就是一个人：“天竺阿育王第三子骠苴低,子曰低牟苴,一作蒙迦独,分土于永昌之墟。”换言之，南诏建国者“九隆”并非永昌渔夫之子，而变成了阿育王的重孙。
导致南诏世系的起点从“本地”转换到“天竺”的原因是多重的。仅从音韵学上来看，印度孔雀王朝列王与汉文文献中罗列的阿育王世系(阿育王-骠苴底-低蒙苴-九隆)十分接近[49]，因此不排除南诏大理国的九隆传说是受到东南亚影响的可能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以本地僰文文献为底本的《白古通记》关于“九隆为阿育王后裔”的记述并非是向壁虚构。当然，这一说法在多大程度上以历史真实为依据，由于史料阙如，今人难有定论，不过可以基本断定的是，至迟在明代，有关南诏蒙氏开国的历史叙事中就已同时具备了九隆和阿育王这两大情节元素。
更晚近的文献则是着力凸显“九隆感生”中有关佛教的内容，清代《白国因由》“茉莉羌送子与黄龙第八”铺叙细奴罗的八位长兄被玉帝封为八部龙王之事：“八子辞其母……驾起五色祥云望空而去，茉莉羌携子望云中观看，八子皆现龙象”[50]。化龙的情节当是来自佛经，《法华经普门品》称观世音菩萨的十九个化身之一即是“天龙八部身”，指的是天身、龙身、夜叉身、乾闼婆身、阿修罗身、迦楼罗身、紧那罗身、摩侯罗伽身八部众，它们本来是鬼神异类，受归化后成佛教护法神。
仅就文学文本而言，阿育王神话延伸嫁接到以“沙壹-九隆”为母型的地方性传说架构之上，导致的人物与情节的变异是相当明显的。这并非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揭示出一个隐藏在文本之下、并支撑其生长与演变的宏观社会情境，也就是天竺祖先的“本地化”进程。滇西一带的地方社会自上而下接受印度密宗佛教的渗透，被编织进入佛教王权网络，对此我们可以在考古图像材料和碑刻谱牒中找到直接的证据。1953年在剑川县丁卯城村北本主庙遗址出土的一龛“卫国圣母与梵僧观音”石雕，将邓赕诏王妃“卫国圣母”与“梵僧观音”并置于一龛之内，当地民众俗称其为“观音老爹”和“观音老母”[51]。这类“夫妻同坛”的造像是南诏大理国本主造像中一种固定的构图程式，又见于剑川石窟狮子关区11号窟细奴罗夫妇石刻造像，以及牟平村本主庙里供奉的明代“赤男灵昭威光景帝”木雕本主像。云南的阿吒力僧人往往兼有三种身份：“一为灌顶国师，二与贵族联姻，三则济度众生。” [52]而丁卯村石雕像传达出的正是“僧俗联姻”的象征系统，换言之，王妃“柏洁”嫁给外来的“建国梵僧观世音”，使得本地王室血脉与天竺佛教法脉得以沟通连接，南诏大理国世家贵族因此拥有了佛国的直系血缘，源自异域的神圣王权也由此顺理成章地被移植到本地社会之中。[54]
本地的始祖感生故事从地域性传说上升为关乎王权正统的开国神话，这直接影响到滇中世家大姓的祖先认同和历史叙事。根据洱海地区明代碑刻谱牒资料的记载，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的墓志铭对于“始祖来历”的追溯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以“阿育王”或“天竺梵僧”为家族起点，自称“天竺国婆罗门”、“西天梵僧”或“阿育王”的后代[55]，例如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大阿拶哩杨嵩碑》云：“其先有杨珠、杨珠觉二师，本天竺国婆罗门之种族也。观音定国之初，先建楪榆二城，请二师从西来。” [56];明成化7年(1471年)《故大密李公墓志铭》“李氏巨门，乃观音菩萨从西乾带来。么伽陀来到大理，建立西苍、东洱，上下两关，小奴罗为白皇，皇乃西乾阿育子孙也。”[57];明成化17年(1481年)《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碑的阴面刻有《山花一韵》，称杨氏“原是欢喜帝子孙，曾做白王摩曩番”[58]，欢喜帝即是指阿育王。
另一类对祖先来历的表述则是直接上溯至本地的九隆，而不是来自异邦的阿育王和梵僧。明正统至正德、嘉靖年间，大理地区的段、杨、董、尹、赵、何、张、李、杜九姓都宣称其祖先系“九隆族之裔”，如《处士杨君讳甫墓志》(1483年)：“忆昔始祖讳义宗，乃九隆族子云之后”[59];《故弘圭法主玉泉庵贯公墓志铭》(1492年)：“公讳囗，号贯道，姓何氏，九隆族之裔，世居喜洲郡河涘城。”[60]。在大理之外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说法，乾隆《蒙自县志》卷5“杂录”云此地“张王李杜段何杨七姓，同祖于九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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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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