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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做好戏曲改革工作，内容上的改造是重要环节，“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和重视是不够的。凡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24]387
早期戏曲改革中对于现代戏权威话语并未过于强调，比如评剧《刘巧儿》、吕剧《李二嫂改嫁》、眉户《梁秋燕》、沪剧《罗汉钱》等，也只是结合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事，进行新的《婚姻法》、男女平等政策，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但是到了1958年以后，现代戏开始异军突起，注重与强调其内容。另外，《刘三姐》还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群众创作运动的形势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创作更新更美的文艺作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号召下创编，因此她的内容与主题就遵循与扣合这一情境。决定彩调《刘三姐》可以参加国庆献礼汇演的方案，后来被称为“第一方案”。“第一方案”从1958年冬开始筹备创作，到次年元旦完稿，其主题突出财主阴谋纳刘三姐为妾来扼杀山歌，全戏的场次包括：洗衣、定计、歌圩、说媒、对歌、砍藤、遇救、带信、成仙，相比桂剧《刘三姐》的兄妹矛盾线索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及国家话语更为契合，其主题思想符合意识形态的宣扬以及新中国对于文学秩序的重新建构。这一主题与内容得到了汇演评委的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被纳入“革命中国”构建的进程，民间文学、俗文学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彩调《刘三姐》在“第一方案”的基础上，其内容与艺术表现形式进一步修正与完善，她的创编过程以及主题、思想都进一步契合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它演什么、如何演都在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导引下发展。在赴自治区汇报演出前，邓凡平代表市委对《刘三姐》作最后一次审查，发表了“第一，刘二是疼爱妹妹的，虽胆小怕事，但不是迫害刘三姐的帮凶，我们要为刘二平反;第二，莫怀仁与刘三姐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要加强阶级斗争的意识。”[19]483这成为贯穿“第三方案”的中心思想，刘三姐成为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女性形象”。参加完全区献礼汇演后，代表中央与主流文学经验的贺敬之观看《刘三姐》后，约见编导，进一步提出“《白毛女》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升华出来的，你们要依靠党的领导关怀，向民间学习，进一步挖掘主题的社会意义，一定可以改好这个戏”[19]484。在从地方政府到主流文学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启迪下，彩调《刘三姐》的内容修改与完善中，将阶级斗争贯穿全剧，哥哥刘二形象也进行了修正。
南宁汇演后，在柳州宣传部的领导下成立了曾昭文、龚邦榕、邓凡平、牛秀、黄勇刹五人小组集体创编。在创编中，他们吸取各方建议——下乡采风，收集民歌、民歌曲调以及刘三姐各种传说，为修改剧本储备丰富的素材。创作小组及相关辅助人员，前往阳朔、桂林、宜山、罗城等东西区域搜集资料，他们积极向歌手搜集刘三姐传说的各种情节，在刘三姐兄妹关系异文中，选取了哥哥带着刘三姐颠沛流离，躲避财主，转换了“第一方案”中刘二形象;并将宜山民国初年的一次禁歌纳入《刘三姐》剧本内容。不同异文、不同地域情节拼接组合，在此基础上确定“必须把刘三姐写成既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斗争的女性”[19]3，内容上则要保留歌圩、说媒、对歌、禁歌、成仙等情节，语言创作上则是学习写山歌，但独辟蹊径，“别人用过的山歌、唱词，我们统统不用”[19]488，所有干扰“压迫与被压迫”主题的小角色都予以删节。“第三方案”中莫怀仁与刘三姐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成为中心，即使剧中秀才与三姐的语言方式都要形成阶级对比，专门创造了“秀才腔”，这一艺术创造后来被移植与挪用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电影《刘三姐》中。虽然这些改写与编撰在当下常常被诟病，但是恰因如此改动，《刘三姐》才得以在全国推广与传播，这是当下对于民间文学传播机制研究中涉及较少的一个层面。也是我们重新审视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创作及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视点。
在参加正式的汇演前，创作组携带“第三方案”剧本前往北京，向张庚、贺敬之征求意见，后来剧本转送至田汉手中，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他们对剧本充分肯定，《剧本》也准备刊发“第三方案”，但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定由广西先发。可见从内容、形式，甚至到刊发，彩调《刘三姐》都是在一定的政治规约中完成。这并不是孤立现象，按照詹姆逊关于“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每一种‘形式’，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25]345。1959年8月14日，“第三方案”在柳州首演，之后到南宁等区内各地演出。1959年8月29日至9月14日，《柳州日报》全文连载“第三方案”，接着《广西日报》全文转载，同年12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个月的时间内印了三次，印行二十七万册。《刘三姐》“标志着广西戏剧事业攀登了一个新的高峰。”[19]3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并被电影、歌舞剧《刘三姐》等其他艺术形式借鉴的都是“第三方案”，这一剧本堪称《刘三姐》之经典。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推广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场域。文学的各种样式，除了小说、诗歌、散文等体裁外，民间文学和曲艺等逐步处于政治文化的规约之下，“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26]89曲艺由于其与大众的天然联系，在大众意识得以实现，并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语境中，她在新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承担特殊的角色与功能。同时，国家话语又对其创作与传播有着建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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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16年第2期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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