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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汉乐府的雅、郑之争
  作者:顾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8-12 | 点击数:6141
 

  二

  到汉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时,国力强盛,内政外交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元狩三年(前120年)扩建乐府,为了“观风俗,知厚薄”(《汉书·艺文志》),指定乐府派员到民间采诗,这是乐府建立以来的一大变化,因为这样一来,宫廷的音乐生活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也不仅仅与高祖刘邦之故乡沛这一个地方有联系,而是大大加强了与各地民间音乐文学的联系。此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书·礼乐志》说,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绎)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一手抓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和加工,一手抓文人创作,都取得长足的进展。武帝十分重视乐府的一大原因是为了筹划郊祀大典,为此准备音乐方面的素材,但客观上却使民间的东西包括音乐方面和文学方面的元素大举进入了宫廷,产生了出乎预料的重大影响。

  这时候乐府已大大超过一百二十人,而且变得越来越庞大,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的若干举措中看得很清楚。《汉书·宣帝纪》载本始四年(前70年)的诏书说:“今岁不登,其令乐府减乐人,使归将农业。”乐府成为精简机构的重点,其庞大可知。据《汉书·礼乐志》的记载,到哀帝解散乐府时,这里的工作的人员有八百二十九人之多,其最盛时恐怕还要不止此数。例如据桓谭《新论·离事》所说,他在成帝时为乐府令,手下“有千人之多”。

  乐府所采得的民歌,见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有一百三十八篇,来自全国各地,包括现在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乐府工作者不仅记录歌词,而且记录乐谱,当时称为“声曲折”,例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河南周歌诗七篇,另有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有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另有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据《宋书·乐志》等提供的信息可以知道,汉代采集的民歌大抵是“街陌歌谣”,只能唱诵,没有配乐(清唱),等到乐府工作人员将这些民歌民谣连同其“声曲折”采集来之后,由著名音乐家李延年等“略论律吕”,配以笙、笛、节、鼓、琴、瑟、琵琶等器乐的伴奏,成为更高级的艺术音乐作品,水平大大高于先前的民间原生状态了。

  武帝时乐府工作人员采诗不仅包括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广大地区,还很注意吸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调,可考者有鼓吹曲和横吹曲,鼓吹曲配器用箫、笳,横吹曲用鼓、角。歌辞现存者仅有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其中有些大约是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民歌,如《上邪》《有所思》《战城南》等等;有些可能是汉族文人的依声填词之作,如《朱鹭》、《上之回》等等。据说李延年曾经“用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古今注·音乐》),可惜到魏晋时代已经失传,这“二十八解”是只有曲调还是兼有歌辞已不得而知。汉朝人乐于吸收少数民族音乐,表现了一种开放的胸襟。一部中国音乐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以丰富本土主流的历史。

  汉代的乐舞百戏,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

  这时的表演,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无歌辞的歌舞,一种是有歌辞的演唱。后者以唱为主,局部配乐,例如汉代最流行的“相和歌”,表演的情形就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持打击乐(节)的歌手主唱,另有乐队伴奏,但弦乐和管乐只是在“和”的部分才演奏。所谓“和”,就是在主唱者歌唱的某些部分,另加若干人一起去唱,这些地方应是高潮部分,器乐的伴奏也就加在这里,帮助形成高潮。现存汉代乐府民歌的大部分就是这种相和歌辞。

  相和歌曲调很多,主要的有三种,即清调曲、平调曲、瑟调曲,通称为“清商三调”。大曲和楚调也属于汉的清商部。清商乐(也可以简称为清乐)是汉代最为流行的俗乐,后来就成了俗乐的代名词。《宋书·乐志》著录“清商三调歌诗”三十五曲,其中有汉代的相和歌和汉魏之际曹操等人的作品。《隋书·乐志》说:“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到曹魏以后,音乐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若干变化,这里无从多说。(可参见顾农《建安时代诗-乐关系之新变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隋唐以后,燕乐兴起,流行已久的清乐就显得古老了。就唐代而言,燕乐是最新流行音乐,清乐则是曾经流行的音乐;就汉代而言,清商乐是当下最流行音乐,与此相应的,《相和歌辞》是汉代民歌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有些汉乐府歌辞弄不清原来属于什么曲调,《乐府诗集》另行归入《杂曲歌辞》。现存汉代乐府民歌,收在《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的,一共约有五十首左右。

  汉武帝刘彻在宫廷中常常享用的就是这些从民间和少数民族那里拿来并经过加工的音乐文学作品,此即所谓“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汉书·礼乐志》)。刘邦时代郊庙还是用雅乐的,到这时也被俗乐所取代。刘彻其人气魄极大,敢于藐视传统。守旧的人物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例如董仲舒就否定乐府,淮南王刘安、河间王刘德先后献出雅乐,要求朝廷采用,而武帝都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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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8月3日15版
【本文责编:商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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