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插画家贝茨为1933年一版《格林童话》所绘插画
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格林童话故事
刘守华用了三十多年追着“求好运”的故事走,却从未亲自改写它们。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60多年中,他只做故事的研究评论工作。
去年,他收到一封从广东寄来的信。写信人与他素昧平生,却同样迷恋故事。“我爷爷像荷马一样是个瞎子,也像荷马一样擅长讲故事。”这个被爷爷的故事喂养大的女娃黄俏燕(一苇),长大后成了一位乡村语文教师。她有一个志向:编写一本像《格林童话》那样的中国故事书。
刘守华耐心地写长长的信,列出一连串参考书目,并提点更妥善的整理和改写方式。时不时地,他还泼点“冷水”,诚恳地告诫她踏实前进。因为改写民间故事,既“需要学理探究,更涉及中国民间故事艺术生命的延续和民间文学基因的有效传承”。
口头文学保存了文化基因
新京报:“求好运”故事的主题是通过做好事改变命运,它和以命运为主题的希腊悲剧有着一喜一悲的差异?
刘守华:在希腊悲剧的典型情节中,始终存在一个主宰命运之神,没有人可以改变其神谕。在中国“求好运”故事中,主人公常是“穷八代”“穷十代”,他乞讨所得的一把米,存下来也被老鼠偷吃,甚至连老鼠都嘲笑他“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可他还是要出门助人,改变命运。在中国故事里没有一个主宰命运的大神,反而是人在向命运挑战。
新京报:你在“求好运”的故事中看到了墨子的兼爱思想,为何这个传统故事反映的不是主流的儒家仁爱,反倒是容易被大众忽略的墨家理念?
刘守华:这个故事中反映出的理念是但求好事,莫问前程。儒家讲“仁爱”,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仁爱只能在儒家的道德伦理框架之内施行,于是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发生,而墨子的爱则打破了这些框架,是一种无差别的大爱。正是因为多重文化在民间文学中纵横交错,中国的民间故事丰饶而优美,在单一的主流价值观之外,还保留了更多元的文化原生态。“活化石”的作用正体现于此,它保存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基因。
新京报:所以当人们习惯了从社会资源分配、土地政策、城市化等角度来解读民工潮的时候,你却认为它在民间故事中早有对应的文化基因。
刘守华:跨越千山万水改变世代受穷的命运,是“求好运”故事角色的精神内核。上世纪末,看到春运大潮中,人们千辛万苦要回家,又千辛万苦地再次背井离乡,我对“求好运”的故事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这个在世界范围内独特的社会现象背后,必然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支配着人们作出选择。这种文化基因恰与人们常说的安土重迁相反,它可以从《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元典中去探寻,也蕴含在世代传承的口头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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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新京报 2016年08月06日13:48 【本文责编:商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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