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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忆述自己的学缘时，不能不提到国内的两位大师——钟敬文和季羡林。
我是由华中师院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从事民间文学专业的。民间文学是“五四”以后新兴的人文学科，上世纪50年代只有钟敬文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率先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培育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他被称为中国的“稀有金属”。我没有机会进入他的门下受业，而我的专业启蒙老师却是曾赴北京师大钟老门下进修的何奇雄老师，当时阅读的主要参考书也是钟先生编著的《民间文艺新论集》。以北师大的民间文学专业为模式，我和何奇雄两人于1960年合编了一部《民间文学》教材在校内印发并走上讲坛授课。民间文学作为选修课，虽然中断过几年，我们仍紧跟北师大坚守阵地，并曾经将民间文学融汇吸纳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材和教学之中，开拓新的空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进入科学文化的春天，民间文学专业在华中师大获得引人注目的稳步发展，培育了多位硕士和博士。在这二三十年间，我们和钟老主持的北师大民间文学专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陈建宪曾在钟老门下作访问学者，协助他主编全国高校使用的《民俗学概论》，林继富曾去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就我个人情况而论，经常向钟老求教，同样获益良多。
钟老于上世纪30年代投身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事业，最吸引他的也是民间故事，他借用西方民俗学方法解析《天鹅处女》、《蛇郎》、《蛤蟆儿》、《田螺精》、《呆女婿》等流行故事，运用当时西方民间文艺学家解析民间故事类型的新方法，归纳提取了45个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其学术开拓性受到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我于80年代初开始作比较故事学探索，就深受他的启迪。我只要有机会赴京就会去拜访他，经常就故事研究问题向他求教，他总是侃侃而谈，不吝赐教。我撰写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故事学纲要》，均由他题写书名。他在我的《比较故事学》一书首页题词：“比较方法是现代科学研究手段之一;只要善于运用，就能奏效立功。”随后又在专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就“比较方法的运用”单立一节，评述了我于80年代初发表的4篇比较故事学论文，是“在新的学术思想基础上采用了这种科学方法”，他以欣喜之情给予肯定，又从更广泛深入地联系社会文化语境作跨国比较上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于1999年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印行《中国民间故事史》一书，他读后即十分欣喜地给我来信，称道它“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本著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我送给他一本他还觉得不够用，又从自己口袋中掏钱托学生再邮购两册，以便他自己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国同仁。
我在《百岁老人千秋业》一文中，着重概述了钟敬文先生对建设中国故事学的卓越奉献。特别是他作为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总主编，从总体设计、撰写序言、确立框架到一卷又一卷地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更是他用自己宝贵心血浇灌而成的灿烂花朵。我撰写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特征与价值》一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刊载后又经《新华文摘》转载，作为对这位百岁老人的永恒纪念。
他作为享誉世界的中国民俗学之父，在风雷激荡的中国百年历史中，对作为人民文化重要一环的民间文学坚守学苑矢志不移，并以与时俱进的敏锐学术眼光和举旗领军的磅礴气势来奋力推进，成为一项光耀百年的学术传奇，不论学术与人品，都是激励自己奋进的楷模。
讲到学缘，还有一位季羡林先生，也是我难以忘怀的。我无缘直接在季门受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却因为弄比较故事学几次获得他的鼓励教诲。1980年写成的《印度<五卷书>和中国民间故事》这篇论文就是在读到他当时刊于《书林》的《漫谈比较文学史》受到启迪之后的习作。当即将初稿斗胆寄给季先生审阅，想不到他几天之后就于1980年5月13日复函给予热情肯定：“大作已拜读，获益良多。现在东西各国比较文学之研究均极盛行，我们学术界在这一方面似乎也有点落伍，急起直追。希望我们共勉之。”他介绍了北大兴起比较文学研究的情况，并寄赠了新创刊的《比较文学通讯》(以后每期照寄，直至终刊)。北大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吸纳国际学术潮流，十分着重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的中国第一本《比较文学论文集》中，所选取的出自钱钟书、季羡林、乐黛云等学人笔下的18篇论文中，拙文就占了两篇。几年后我将刊出的10多篇文章集结为《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交付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印行，颇受读者欢迎。1990年被提名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时，因该出版社违反国家出版法规而遭取缔，于是组织者提出在此情况下本书是否可参与评奖。听说时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季羡林先生明确表示：出版社出坏书受处罚，和《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参与评奖是两本账，不应搅和在一起;这本书能否获奖只能由我们评定。结果本书获得二等奖。
1986年北京大学举办首届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邀我参加。我以《蛇郎故事在亚洲》为题发表论文受到关注，选编论文集时，将这篇比较故事学论文置于首篇。季先生在研讨会上对我给予亲切鼓励，在他所作的总结性发言中，理直气壮地批评了只承认国与国文学之比较才是比较文学的洋教条，大力倡导在一国之内开展跨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由此开拓了中国的比较文学的新境界。
季羡林先生认为，“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相得益彰，没有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将流于表面，趋于片面。没有民间文学，则比较文学研究内容也将受到限制”。他还说，“我写的这一些比较文学的文章，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却都是实打实的东西”。“我羡慕天马行空，但是我更赞赏在地上脚踏实地走路的人。……我赞成比较文学研究直接影响的一派。”笔者在多年从事比较故事学的研究中，将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交叉融合，而且致力于实打实的跨国和跨民族的影响研究。1987年我晋升教授时，将有关成果请季先生评审鉴定，他在评语中写道：“掌握大量资料，言必有据，不发空论。”“论证具有说服力。”“结论平正公允，决不武断。”这些特点正是我认真吸取季先生的教诲及其卓越学术成就，努力端正自己的学风与文风有所进步的表现。2012年我的一部新作《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在上海问世，它更是受季先生关于加强中印文化比较研究直接启迪，经数年耕耘而完成的。因此我将刊于《文汇读书周报》的《风范长存忆季老》一文特地收录其中，现在就以这段话作为我这篇学缘忆述的结尾：
在这30多年向季老请教，同季老交往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身居外地的年轻学者，对季老学术人品了解的程度自然十分有限，而他对学问的认真执着，对年轻一代中国学人的深切关怀，以及平易朴实的生活作风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他关于比较故事学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更成为启迪我进行学术创造的牢固基石。季羡林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三年了，他关于弘扬中华文化、东方文化的宏伟构想与身体力行的丰硕成果将启迪激励我们朝向这一目标不断奋勇向前。
原文刊于《华中学术》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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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学术集刊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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