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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雄厚财力为徽州家谱的编修提供了资金保障。明中叶后徽州人经商之风日炽，出现歙县“业贾者什家而七”（《太函集》卷十四《谷口篇》）、祁门“服贾者十三，贾十七”（万历《祁门志》卷四）的局面，进而催生了规模巨大且财力雄厚的徽州商帮。这些取得成功的商人，大多表现出对编修家谱的热心。如棠樾鲍氏家族中，“（鲍肯园）先生由困而亨，顾恒思于物有济，修宗祠、纂家牒、置田赡族人之不能婚者”（《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鲍肯园先生小传》）。据《婺源县志》记载，当地致力于修谱的徽商为数众多：“俞铨……后经商赀裕，为支祖立祀田祭扫，修葺本支谱牒”；“吴永钥……尤笃根本，修祀厅、葺宗谱，所费不下五百金”等（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可以说徽商捐助修谱已成一种风气，从而保证了徽州家谱编修的开展。
徽州民众强烈的修谱意识是推动家谱发展的内在动力。明清徽州地区普遍存在“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的共识。嘉靖年间李乔曾说：“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无史则千古之治迹不昭，家无谱则一宗彝伦攸散。”（《三田李氏统宗谱·休阳湖续谱序》）万历时舒孔昭曾说：“家之谱牒犹国之史书，国无史书则帝王历数莫考，家无谱牒则宗族源流莫辨，即爱敬之心无由而生，然则族谱可轻乎哉。”（《华阳舒氏统宗谱序·舒孔昭序》）清代徐成祺也说：“国有史然后是非明，得失定；家有谱，然后世系序，昭穆分，此君亲大伦忠孝一理，罔敢慢也。”（《韶铿徐氏宗谱·本族谱系序》）基于这种共识，徽州人将修谱内化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推动着徽州家谱编修不辍。
明清徽州家谱的价值
徽州家谱反映了宋元以来徽州家庭结构、人口繁衍和迁徙、宗族关系，以及宗族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通过对家谱的研究可以形成对徽州社会更全面的认识，同时，这种典型研究也有助于对明清社会作更深入的考察。
徽州家谱研究可以深化徽学研究。上世纪因徽州文书的发现，推动了以徽商为标志的徽学的形成与发展。数以千计的徽州家谱资料的发掘，有利于开展徽州基层社会实态的研究，从而揭开徽州基层社会结构、基层民众生活等方面的真实“场景”。
徽州家谱研究可以丰富谱牒学研究成果。徽州家谱规模大、精品多，内容丰富、体例精良。有丰富的家谱编修理论、家谱考辨理论以及家谱功能论。通过对徽州家谱研究及与其他区域家谱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家谱的变化、发展。
徽州家谱研究有助于推动人口史研究。徽州家谱中保存着丰富的家族人口信息，如《月潭朱氏族谱》世系中，利用小注的形式，记载了宋元以来，家族人口的姓名、派系、学业、职业、功名、婚嫁、子女、迁徙等情况。这些内容为研究古代徽州人口数量、职业构成、婚姻状况、社会网络等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徽州家谱研究可以为经济史研究提供鲜活的资料。明清徽州家谱中保存了大量商人传记资料和经济活动信息及契约文书，可为诸如土地买卖研究、祠产墓产诉讼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徽州家谱可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丰富素材。徽州家谱注重对村居图的绘制和村景诗的记载，这些内容对于了解明清时期徽州环境的变迁及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认识有重要意义。徽州家谱中保存的家训、家约、家规、祠约、祠规等内容，能够生动反映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和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等问题。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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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7月16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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