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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内
拜小说《水浒传》之赐，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衙内，要算施耐庵笔下的那个“高衙内”了，他首次出场，便是在汴梁的东岳庙调戏林冲的娘子。元杂剧也塑造了一批作恶多端的衙内形象。这些创作于宋代之后的小说与戏剧，讲的都是衙内欺男霸女的故事，且均以宋朝为背景。影响所及，致使今天的人一看到“衙内”二字，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个仗势欺民、恃强凌弱的恶少形象，并以为宋朝是盛产这类恶衙内的时代。
但溯本追源，“衙内”在宋代并无特别的褒贬涵义，只因为唐、五代时，藩镇多以子弟充任“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虞侯”等亲卫官，宋人出于习惯，便将官宦子弟唤作“衙内”，就如称“王孙”“公子”，并非特指骄横的“官二代”。衙内作为无恶不作的人物形象，是从元杂剧开始才频频亮相的，这显然是元朝文人借古讽今，以宋朝衙内影射当时的权贵。
实际上，宋朝的“官二代”绝非“高衙内”那般的人物，如北宋范仲淹的子孙，便贤才辈出。历史上高俅的三个儿子，也谈不上臭名昭著。宋人在约束“官二代”胡作非为方面的做法，即使不能说“最可称道”，至少也是可圈可点的。对“官二代”的约束机制，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道德、风俗的“软约束”，一是法律、制度的“硬约束”。
先说“软约束”。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视培养子孙的品行。了解中国家训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家训发展到宋代时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繁荣期，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训，如范仲淹有《义庄规矩》，司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训》，黄庭坚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陆游有《放翁家训》，赵鼎有《家训笔录》，朱熹有《家训》，陆九韶有《居家制用》，叶梦得有《石林家训》，等等。
宋代士大夫家训不仅数量多，从内容看，也值得称道——很注重对家人的品德教化，包括告诫官宦子弟不可骄横。我们今日翻阅这些家训，会发现古人的家教思想并非都是过时的“封建伦理”，而蕴含着普世、永恒的价值。没有一条家训是教导后人做坏事的，都是告诫家人要做好人，行好事。
当然，“软约束”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有效，所以“硬约束”必不可少。宋代也不乏不成器的“官二代”，如北宋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其中有个李姓衙内尤其横暴，其父乃是永兴军知军（长安市长）陈尧咨的旧交；翰林学士赵彦若的儿子赵仁恕枉法贪赃，且私制酷刑，迫害无辜；南宋时，参知政事李彦颖的儿子横行霸道，曾在闹市杀伤人命；当过浙西提点刑狱官（相当于高级法院大法官）的胡颖，也有子侄“交游非类”，把持乡里。
问题是，官宦子弟横行不法，作为“硬约束”的法律能作出公正的惩罚吗？还是给予豁免的特权？上面提到的那几个横行不法的官宦子弟，都受到了惩罚——陈尧咨知永兴军后，立即就严惩了那帮“恃萌纵横”的“官二代”，包括他旧交的儿子李衙内；胡颖也将他的不肖子侄法办了，胡家一个叫作黄百七的家仆还被“杖一百”，带枷示众五日，赵仁恕的劣迹亦为提刑官告发，立案查办；李彦颖因为儿子“殴人至死”，也遭谏官弹劾，“奉祠镌秩”，即降级，给一个闲职。
大体而言，宋代的“官二代”如果触犯了国法，是难逃法律惩处的，即使有个地位显赫的爹，也未必罩得住。
知识产权
宋代印刷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两者相互激荡，便促成了一个繁华的书业市场，同时也催生出防不胜防的盗版现象。苏轼的作品是盗版商盯住不放的，东坡先生为此颇为苦恼：“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书商逐利，未经苏轼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发行，苏轼恨不得将雕版追缴来销毁掉。朱熹也有被盗版的遭遇，他的著作的《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为了对付盗版，朱熹干脆自办书坊，即开了一间民营出版社，刊印和发行自己与友人的作品，不过因为经营不善，书坊后来倒闭了。
有意思的是，盗版的盛行，又促使宋人产生了反盗版的知识产权意识。苏轼与朱熹都想“追毁”盗版书，便是知识产权意识的萌芽。为避免因为被盗版而发生经济损失，宋代的出版商在刊印书籍时，通常要印上版权页——“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这个“牌记”，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版权声明等信息，类似于今日书籍的版权页。如南宋绍熙年间，眉山程氏刻印的《东都事略》一书目录后便有一长方牌记，上书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板”。所谓“已申上司，不得覆板”，就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意思。
“已申上司”四字，还透露出宋代出版人可以向政府申请版权保护的信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清代的大藏书家叶德辉说：“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也就是说，中国从宋代开始产生了版权保护法。来看一个例子，南宋淳祐八年（1248），罗樾欲刊印段昌武编著的《丛桂毛诗集解》，作为出版人的罗樾与作者的侄子段维清（当时段昌武已去世，著作权由其家属继承）向国子监申请了版权保护令：“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今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
宋朝的国子监兼辖全国图书刊行，相当于教育部兼出版总署。应罗樾与段维清之请，杭州国子监便给印刷业最发达的两浙路、福建路运司下发了通知，要求两路转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朱熹的外祖父祝穆编印《方舆胜览》，也向政府提出了版权保护申请：“（此书）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宋政府即“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指有盗版嫌疑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祝穆将这一版权保护令附在《方舆胜览》自序中，以警告盗版商。按照保护令，《方舆胜览》版权人如果发现书坊翻印盗版，即可向官府陈告，要求政府出面“追人毁版”。
十八世纪初英国颁发的《安娜法令》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但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确信，宋代已经出现了保护版权的法令，只不过政府并没有专门订立一部成文的版权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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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06月29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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