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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始的端午节，用的不是五月五日，而是午月午日，而且是第二个午日。前面将“端午”解释为“第一个五日”或“第一个午日”的说法不攻自破。一个月有29至30天，地支是十二个，所以一个月会有两个或三个午日，其中第二个午日一定在五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之间，是正中的午日。“午月的第二个午日”符合“正午”的观念，所以将“端午”解释为“正午”是正确的。
这个日子在汉代宇宙观中有特定意义。之所以选用午月的第二个午日，本质上是在当时的干支纪日历法体系中，以尽可能简便的方式选取一个数术内涵和历法关系都尽可能接近夏至的日期。夏至是天文历法意义上的极阳之日，而地支午则在阴阳五行理论中属极阳，午月的第二个午日是理论模型中的极阳日。以这个日子作为夏至日的替代者，既能做到理论上接近极阳的夏至概念，又能兼顾到历日推算的简便，无疑是一种较合理的设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后世端午与夏至多有纠葛——它们本来就同出一源。
当然，此时端午节远未定型，不排除还有别的择日形式，比如选五月的丙午日或初五日。从现有文献看，端午节逐渐定型为五月五日，大概是在东汉时。从午月午日到五月五日的变化，与历法的变化息息相关。两汉魏晋时期，纪日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干支纪日逐渐被淘汰，数字纪日开始兴起，这必然带来选择节日的变化。比如上巳节，本来在三月上旬的巳日，后来变为三月初三。又如腊日，本来是冬至后的某个戌日，后来固定为腊月初八。端午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由取地支午转为取数字五。
为什么会选用五月五日呢?午和五同音是原因之一，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缘由。中国传统历法为阴阳合历，纪月纪日用月亮周期，节气则是太阳周期。二十四节气中，序数奇者为“节”，偶者为“气”，如立春为正月节，惊蛰为二月节，芒种为五月节，等等。由于阴阳步躔不一，节气在各月之序数日期中漂移不定。部分地区大概在由干支纪日向序数纪日的转换过程中对节的选取作了简化——一个朔望月取29.5日，一个太阳月取30.5日，两者相差恰好一日，若正月初一日为正月节立春，则二月节恰为二月二，三月节恰为三月三，依次类推，直到九月节为九月九。后面的三个月大概误差太大，就很少有人算了。这样方便好记，也成就了中国的“重节”传统——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上巳，七月七乞巧，九月九重阳——五月初五五月节也在这一体系内。从历法意义上说，这个日子本质上对应的是芒种而非夏至。这种节的设置，带有明显的阴阳历相互迁就的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历法中阴阳调和的思想。奇数的节用重节推算方便，偶数的气却不方便，因此也有其他简化方式——例如中秋取秋分所在之八月的中间日十五日。节、气这些概念，老百姓搞不明白，最后干脆都叫节日。
很多文明都有于四季各设一个大节的习俗。现已定型的中国传统大节，春节正月初一、秋节八月十五、冬节冬至——夏节原本应用五月气夏至，但中间经历了复杂的取舍过程，最后定型为五月节初五。不过民间还是保留了节日转变过程中的一些痕迹。比如今天仍有部分地区称端午为重午，说明这个节日曾用午月午日。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将五月十五称为大端午，以十五日对应中气夏至，这和以八月十五对应秋分类似。
这支日历简为何被削去一块?又为何孤零零出现在肩水金关遗址的探方中?最后，让我们来还原一下这枚木简的经历，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居摄二年年末的一天，肩水金关的烽火台下。驿马带来一块木牍，交到一位戍卒手中。这是一份官方颁布的“历朔”文件，内容是第二年各月初一日的干支。该做年历了!戍卒取出31支划好格子的木简，先在第一支简上写下月份，再在随后每支简端写上日期，然后依照各月朔日干支，依次推算，写下各月各日对应干支。写好日期，接下来写历注。比如正月以寅日为“建日”，就在正月每个带寅的干支日下写个“建”字。再比如夏季甲子为“八魁”，就在四、五、六三个月中找到干支日甲子，在其下写上“八鬼节”。写到“重节”了，从上至下数五栏，五月午月，再数第二个午日，甲午……写好了。戍卒拿出绳子，打算把年历编起来。突然，他意识到了一个错误——居摄三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闰正月，所以后面的月份顺延了——第五栏不是五月午月，而是四月巳月，节日应在下面一栏，并且不是十八日甲午，而是二十四日庚午。日历已经抄了那么多，全部扔掉太可惜。不过还好，只需替换十八日这一支简。于是他抽出这支错简，将抄错处用削刀毁坏，掰断，随手丢在了烽火台旁的垃圾堆中……公元1973年，一个晴朗的日子，一群考古队员来到烽火台的废墟下。重重堆积的沙土被揭开，这枚木简静静躺在这里。一位队员小心翼翼地捡起了它。在它沉睡的日子里，人间已经度过了一千九百六十六个端午。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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