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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守传统道德观
自南宋以来的千年历史中，温州的商业经济发展反映了一种与“神圣领域”(realm of the sacred)相桥接的古老的经济宇宙观，它不同于现代化国家所主导的世俗经济社会发展与再分配体系，也有别于一味强调生产与积累的近代理性西方资本主义。美国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惠在描述历史上这一经济形态时使用“仪式—市场经济混合体”(ritual-market economic hybrid)这一术语来强调地方精英通过宗教仪式性消费来实现财富再分配的古老经济惯习(Yang, 2000)。 对作为海外温州人社会新型“侨领”的温州基督徒领袖而言，他们在宗教经济领域里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进行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及如何维系传统的价值体系和人际网络。对他们来说，宗教实践和做企业颇为相似，但也并不尽然。一如HFX教会的传道人LJG所言，“企业是为了赚钱，做教会为了‘亏钱’，做教会传播福音是把脑子放在花钱上面，不是用在奉献收钱上面，收钱其实非常容易，但是把这个钱用出去就比较困难，要让所有的兄弟姐妹认同你这个用处，如果大家认同这个钱的用处，那自然奉献也会多，现在教会遇到的问题就是钱没有地方用。”“做教会为了亏钱”表达了教会领袖对建构一种非市场性社会关系的期待。使用和处置公共财产时需要和希望得到教会成员认同这一点，反映出基于精英义务和责任(obligation)，而非对个人欲望或个体经济利益得失的考量。尽管海内外的温州教会都以做企业的方式“经营”教会教产，但这并不能掩盖宗教经营者或宗教专家们同时潜心营造的一个基于非商业关系之上的“宗教礼物经济”(Palmer, 2011)，以及以情感道德为纽带的独立仪式空间。这体现了一种不可化约为“经济理性”或“权力关系”的宗教生活的礼物模式(梁永佳，2015;汲喆，2009)。
虽然从温州到巴黎的大规模迁移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移民，但宗教已成为部分在经济上雄心勃勃的温州基督徒建构他们新的移民生活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巴黎的温州移民常告诉我，他们和来自中国的其他移民群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来这里常住，是要获得合法身份、生儿育女和做生意，但是其他地方的华人只是来做一两年工，发一笔小财就返回中国。虽然第一代温州移民会经常返乡探亲和经商，但大多数人却无意再回到他们的家乡定居。由于移民家庭是旅欧温州人家庭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移民教会中的布道十分强调婚姻和家庭稳定，成家被看作是个人在外创业的基础，即提倡“先成家，后立业”的原则。所以在巴黎的移民教会圈里极为反对离婚，并认为休妻再娶与离婚再嫁都是犯了圣经中所说的淫乱罪。一位中年的移民教会领袖和商人曾不无骄傲地向我表示，他带领的教会会众的离婚率为零，并悄悄地告诉我他怎样成功地说服了一对各自都被怀疑有婚外情的温州夫妇在巴黎继续维持他们的婚姻。这种道德保守主义与温州移民家庭和教会空间受制于较强的传统父权伦理有关。
在一个高度世俗化、高离婚率的欧洲社会氛围中，如何使教会的下一代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持行为的圣洁，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移民教会的策略是回归《圣经》的文本传统，并且大力提倡在教会内部的结合。这就要求至少夫妻双方要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从而使移民教会与移民家庭构成大小两个相互嵌套的同心圆。在温州移民教会中举行婚礼时，牧师和会众都会大声朗读《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和《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几处经句，这些经句强调结婚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强调妻子应该服从丈夫，因为上帝在女人之前创造了男人。在我与温州牧师和普通教徒的交谈中，他们都表达了对法国社会(包括法国基督徒)性道德自由的不满，尤其抨击了法国人对离婚、堕胎、同性恋的宽容和过多的个人自由。而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温州移民教会一直反对邀请法国本地的牧师来讲道或与法国教会开展实质性合作。温州教会的领袖们希望用第一代移民的保守道德观来教化在法国长大的第二代华人，防止他们同化到“堕落”的法国流行文化中去.
毋庸置疑，宗教网络和空间上的联系增强了温州移民间的社群委身感，使他们更贴近彼此，进而在象征意义上和实际生活中都无形和有形地强化了中国的传统家庭模式和价值观。一位从丽岙来的第一代移民牧师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亲戚在教会，那你迟早都会有的。”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那你最终可能会与温州移民教会中的人结婚;而如果你已经结婚，那么你的儿子或女儿则会与教会圈子中其他年轻人结婚。法国社会过于“自由、放纵”的道德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移民教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温州移民教会明文规定，在教堂中举行婚礼仪式的双方信徒均不许有婚前性行为。
笔者曾询问巴黎历史最久、成员上千的一所温州移民教会的领袖，当在法国出生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以后，温州移民教会是否会成为法国教会。出乎我的意料，他斩钉截铁地说“这将永远不会发生”。确实，许多教会中的父母努力让他们的孩子在文化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在中国做生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正在增长的经济力量，比危机中的欧洲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而且普通话正在成为国际商业用语，许多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去周日的主日圣经学校学习普通话。针对第二代移民青少年的很多教会项目都以普通话为媒介，这也潜移默化地渗入了老一代移民的传统价值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温州移民的第二代会逐渐疏离于第一代移民所建立和苦心经营的传统基督教仪式空间，这主要是因为(同时也可从侧面印证)温州基督教对乡村地方性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以融入法国都市社会文化为目标的青年人。随着第一代移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和第二代移民青年的成长，这一海外华人宗教群体和家乡温州、法国主流社会及宗教的关系都将改变，而这种改变将很有可能类似于美国亚裔宗教的发展同化趋势，形成以法语为交流语言的民族宗教群体(ethnic religion)。在欧洲，温州基督教与温州人的家族经济是共生、相互强化的关系。特别是在大多数温州移民的“非法生存”状态及其所从事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导致其市场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由移民教会所背书的传统家族网络往往是第一代新移民惟一稳定的商业资金来源。而这一传统网络是由相对的早婚与稳定的夫妻和代际关系所保证的。在巴黎温州华人圈中，温州裔基督徒往往是受欢迎的结婚对象，因为基督信仰见证一个人——特别是在法国这种被认为过度世俗化的环境中——是否品性良善，是否适合作为人生与工作伴侣。温州移民教会的成员几乎没有与外族或其他地方华人通婚的情况。信仰与教会生活所生成的非正式控制网络使温州移民群体在离婚与婚前同居盛行的法国社会中能保持传统家庭的相对完整与封闭性，继而间接延续其传统商业家庭的经济生产模式。当温州移民家庭将缺乏出路的资金投入基督教领域时，以家庭为基础的教会便成为一种移民基督教扩张的主要模式。而如果越来越多的文化上与所在国更趋同化的温州华裔青年选择在家族经济之外就业，温州人教会的未来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家族经济衰落的影响。
现阶段，移民基督教为温州移民的社区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日常平台，使参与者在受1905年政教分离法案保护的环境下实现了有限的社会融入与自我表达。对众多无证移民来说，教会更是为他们提供了在地下黑工场所得不到的庇护。在此制度基础上，基督教信仰与会众生活有助于维系华人传统价值观与人际关系。在后基督教的世俗主义西欧框架下，移民教会这一华人自治群体已经失去了原初基督教所携带的“洋教”的文化特征，转而成为温州华人表达乡情和人情的媒介。对于巴黎温州人这一经济移民群体而言，其移民教会并不构成一个纯宗教性离散群体(religious diaspora),而是以民族经济与商业家庭关系为纽带的离散型宗教形式(diaspora religion)(Johnson, 2012)。
全球化不仅指经贸关系上的世界一体化，也涉及宗教文化与道德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流动。温州人的网络经济、传统家庭观念与基督教文化认同之间的叠加互渗已经使旅法华人移民基督教成为凝聚华商华侨“跨国村落”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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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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