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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扩大跨国教产的激情与中国文化中对“家”的眷恋有一定关系。以温州人为主的巴黎华人教会基本上都已经购置了房产或正在准备办理各项购置手续。惯常的解释是：按华人的传统观念，还是要买一个自己的房子，因为这才会有家的感觉，对于教会也是一样。而谁的教会空间大，谁就更能彰显上帝的荣耀。巴黎的房价一直在上涨，使得本身具有投资者心态的温州基督徒们更希望尽快在此获得一份温州人群体自己独立掌控的教产。购买教会房产的资金都来自信徒的奉献。巴黎最大的温州人教会每周可以收到几千甚至上万欧元的奉献。这种主日奉献往往以现金为主，大量现金的流动在金融监管十分严格的法国是很罕见的。大部分现金来自温州人所从事的灰色经济(与偷漏税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学者王春光和法国政治学家白夏在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实地调查对巴黎温州人的非法生存状态进行过详细描述。他们指出，在当时约13万人口的巴黎温州人群体中广泛存在着雇用黑工和未成年家庭成员、以现金支付逃避雇工税等灰色经营活动。而这种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的方式正是大多作为非精英新移民的温州人在巴黎能够迅速实现老板梦的取胜诀窍，体现了他们独特的社会融入方式(王春光、Béja, 1999)。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巴黎的温州人常把商业上赚来的钱分为“明钱”和“暗钱”两种。前者是在银行体系内的，后者则是通过现金交易，不能存在法国银行的。而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仪式经济为这一庞大的灰色财富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出口。在教会奉献中显然是以暗钱(现金)的奉献为主，明钱(支票的形式)为辅。在教会每周出版的简讯中经常可以看到上周出席会众所奉献的数额，一般会把现金与支票分为两个类别进行计数。一个200-300人的教会一周的奉献款约现金几千欧元，而通过支票奉献的往往不到这个现金奉献额的1/10。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地下金融的兴起与现金网络的发达为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民间宗教形态提供了物质基础(周越，2010)，而这一现象也延伸到了海外。这种商业经济促进宗教发展的现象也可与魏乐博笔下台湾地区80、90年代民间宗教大复兴的场景进行对比(Weller, 2000)。由于台湾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加之台湾当局当时对货币加以管制，并限制向大陆投资，使得大量非生产性的投资进入了房地产、股市、地下博彩业和宗教领域。旅法温商正是凭借海外商业网络对宗教空间的投资、经营奠定了华商移民基督教在欧洲扎根、生长的基础。
(二)圣俗界线的仪式性协商
在都市宗教的发展中，神圣与世俗的社会空间界线往往模糊不清，需要不断地通过特定仪式进行协商和重新界定。当为了建堂或购买新的堂点急需大量资金时，巴黎的温州人教会往往会举办“特会”并结合主日晨更祷告会等仪式宣传异象、凝聚人心，号召大家先认捐或认献，然后分期付款，其形式类似民间集资的招会。在一份建堂认献单的上端印有需要募集的资金总额与时间，以及一段来自《旧约》的经训：“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与你”。一般每个教会成员有一个自己的代码，每个人的代码只有自己知道，每个人的奉献都以代码的形式记录，这样教会可以记录账目往来，同时又避免了大家互相比较的情况。巴黎HFX教会传道人LJG先生(来自丽岙农村的服装面料商)讲述了一般建堂招会的具体操作过程：“就比如你奉献3万欧元，一下子不能拿出来，你可能慢慢地50、100、1000欧元这样捐。但是我们认捐不宣传张三多少、李四多少，我会给他一个号码，这个叫过秤号码。这个过秤就是称一下，多少斤，这个号码只有你自己知道，教会做账的时候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没法攀比。过秤是圣经里面讲的，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奉献都要过秤。”使用“过秤”这样一个基于宗教文本的隐喻，圣化了这种带有浓厚都市商业气息的日常实践，提醒这些来自商业背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经济移民要划清圣俗的界线，将这样的金钱流动限制在一个非市场的道德框架内，旨在建构和重新形塑都市神圣性(urban sacrality)的界线。LJG在传道中提到他们的教会眼下正准备购买巴黎一处房产，实际可能需要30万欧元，但他把招会的目标策略性地提到了200万欧元，以激励会众踊跃奉献。他还准备通过“异象的分享”这一关键的仪式环节，让“圣灵作工”感动会众进行奉献认捐。除了这个买堂项目，该传道人还积极计划在巴黎郊区购买夏令营地，这样不仅可以将其用于组织本教会活动，还可以租给其他教会，给本教会盈利。这类非投机性的宗教空间投资为整个教产未来的升值留下了空间。
欧洲不同地方的温州教会之间，也因为建堂这一环节上的经济互助行为而持续保持着紧密的跨国联系。2000年以近200万法郎买堂的巴黎温州华人JET教会收到了其在荷兰的“姐妹会”荷兰华人基督教会2万荷兰盾(6万多法郎)的奉献。而LJG传道所在的巴黎HFX教会为同是温州丽岙人为主的西班牙巴塞罗那温州教会提供了不少建堂基金。如LJG所说：“他们建立的时候没有钱，我们奉献10多万，借他10多万，这样共20多万，那10多万是要还给我们的，另外10多万是免费奉献的。”而据他预测，等到巴黎HFX教会修建新堂时，巴塞罗那移民教会将会进行回馈式的奉献。这一合作的基础是两边移民教会的人员是出自温州同一教会系统的同工(coworkers)，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就有紧密联系。正因为存在这种移民前形成的地缘宗教纽带，巴黎的温州人教会对国内温州教会的资助更加责无旁贷。个别非常富有的巴黎温州移民教会，不论是建堂还是开展福音事工，对国内温州教会的资助已经形成制度化的实践。只要有来自国内的请求就会有求必应。而为了表彰和回馈这样的捐助行为，国内新堂建成时都会邀请资助方教会的代表前来参与落成庆典仪式或献堂感恩礼拜并致辞。这一礼物和人员的流动无疑强化了跨国的宗教情感纽带。
在宗教层面最为核心的宣教活动也嵌入在事先形成的跨国教会网络之中,反映了宗教与世俗经济的互渗。对巴黎的温州教会来说，因其在欧洲所处的边缘社会文化地位，传福音往往是回到中国和温州教会一起去偏远贫困地区开展，而不是就近在法国或欧洲向未信之人传播。巴黎的温州人教会每年都组织几次回大陆传福音的“短宣”工作，到艰苦的地区如贵州、甘肃或四川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那里的教会领袖和同工做培训，从物质上帮助那里经济困难的教会。这种面向内地的宣教活动经常与公益慈善和扶贫开发并行。而更为国际化的福音传播，即不仅在华人中也面向法国人去传福音的希望，则被寄托在教会里会说法语的第二代身上。巴黎的温州基督徒积极参与国内温州教会的宣教愿望，就如同在海外多年打拼赚了钱的温商都梦想回到国内造桥修路、购置房产，既体现了基督徒公民对祖国在灵性层面的“负担”，同时也反映了华侨对故土“饮水思源”式的深厚情感。正如一位经常穿梭于中法两地从事服装贸易和向内地传福音的温州传道人深情所言，“世界上有70亿人，讲华语的大概有15亿，我是15亿中的一员;侨居在海外的华侨有1亿，我也是其中一员，所以我为自己骄傲。当我回到中国时我会说‘中国我回来了’。有首歌的歌词讲得好，‘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种跨国宗教联系与温商经济海外拓展圣俗之间的仪式性协商，显现出互相建构、互相形塑、相辅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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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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