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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不仅需要“从底层民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研究;从农民文化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从民俗文化的传统载体研究转向当代载体研究”[46]，其研究对象还应从乡村转向城市，从传统转向现代，从民间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增加学科的时代感，并注重现实参与性，告别过去对单个民俗事项追根溯源的研究情结，朝向未来、朝向社会主流大众生活方式，也就是呼吁当代都市日常生活研究，以及都市的公共性研究，突出当代以都市生活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时代特色。
当然，这种时空转向既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也是一种新的挑战。乡土社会是地域性的、封闭性的，乡村文化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保守性的特点[47]，这形成了乡村民俗的地域性、独特性、稳定性或保守性特征。与之对照的城市文化则是变动的、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因而，对此需要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范式，“流动的民族志”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流动性而难以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大众文化的理论，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而作为实践的大众文化与作为学术研究的大众文化还有区别，当代民间文化借助大众文化的空间和传播途径仍然存活，因此，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这部分内容，如果走向大众文化批评就会脱离民俗学的初衷和本义。大众文化之于民俗学仅仅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也许还是民俗学的。正如西方节日进入中国，需要经过中国本土化，我们研究大众流行文化仍然需要强调传统因素。约翰·多克曾极力反对现代主义将工业、后工业时代兴盛的大众文化与前工业时代的民间文化等斩断联系，他认为发生在中世纪市井街巷的狂欢与当代电视中的肥皂剧、闹剧、卡通世界都是一脉相承的，如巴赫金所展现的民间文化中滑稽、天真、淳朴、反陈规旧习、牢骚满腹、游手好闲而又虚伪捣蛋的愚人形象，如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中，成为大众文化叙事中的重要角色[48]。这也说明，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民俗学的研究对此不能忽视。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大众文化之后，其学科名称并不见得要马上改为“大众文化学”或诸如此类，虽然在德国早已经改为“经验文化学”、“民族学”等名称。中国民俗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学科理论方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构，在此过程中，需要继续向国内外相邻学科学习，并结合现实需要做大胆的创新，使这一从我们自己文化土壤上生长的大树枝繁叶茂。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69—70
[2]《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70 页。
[3]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王汝澜等编：《域外民俗学鉴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18 页。
[4]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6 期。
[6]他曾提出：“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7]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王汝澜等：《域外民俗学鉴要》，第 113 页。
[8]尹庐慧：《侗族大歌的文化传承与学习：贵州省黎平县九龙寨的个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9]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344—345 页。
[10]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12]转引自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 29 页。
[13]蒋彬：《试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8 期。
[14]陶思炎：《论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东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15]沃尔夫冈·卡舒巴：《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民俗研究》2011 年第 2 期。
[16]朱云涛：《断裂还是延续——论现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的历史关联》，《重庆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
[17]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2014 年。
[18]杭之：《一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第 141 页。
[19]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 年第 6 期。
[20]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 : 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2 期。
[21]李泽厚：《世纪新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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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24]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25]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2014 年。
[26]Stan Le Roy Wilson, Mass Media / Mass Culture, New York: MaGraw-Hill. Inc, 1992.
[27]耿波：《当代艺术民俗学发展的城市化语境》，《民族艺术》2009 年第 2 期。
[28]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 : 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2 期。
[29]文军、吴越菲：《多域转型中的“文化抗拒”：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变迁路向及特征》，《探索与争鸣》2014 年第 7 期。
[30]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
[31]河野真：《现代社会与民俗学》，周星译，《民俗研究》2003 年第 2 期。
[32]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 年第 3 期。
[33]钟敬文：《新的驿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385 页。
[34]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 28 页。
[35]岩本通弥：《“都市民俗学”抑或“现代民俗学”：以日本民俗学的都市研究为例》，西村真志叶译，《文化遗产》2012 年第 2 期。
[36]福柯：《不同的空间》，周宪主编：《激进的美学锋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9 页。
[37]如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 第 1 期;尤小菊：《略论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第 8 期。
[38]本迪克斯·瑞吉娜：《本真性》，李扬译，《民间文化论坛》2006 年第 4 期。
[39]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2014 年。
[40]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 年第 2 期。
[41]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42]徐赣丽、黄洁：《遗产化与资源化：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趋势》，《民俗研究》2013 年第 2 期。
[43]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 16—17 页。
[44]复旦人类学之友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93f6530101afxi.html.
[45]《美国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借鉴与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编：《中国高校科技进展年度报告(2005-200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152 页。
[46]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37 页。
[47]张雪筠：《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 期。
[48]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吴松江、张天飞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第117-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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