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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人类学家非常随意地征引探险者、旅游者、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观察各地“土著”所写下的随笔式的杂记,证明自己对人类历史的某种发现,发表各种高谈阔论。研究者们谈论着各种人群的行为和仪式,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他们引用别人的资料,可是并不知道这些资料是怎么得来的。概括地说,研究者和对象隔着重重不明确的中间环节。资料可能是不可靠的,人类学家的引用可能是断章取义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英国,一些有科学训练背景的学者介入人类学,那种被视为是不科学的学术活动,逐渐被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于是流行起科学的民族志,形成了英国人类学的功能学派。
科学的民族志,是一种体现功能主义人类学或科学人类学把田野作业、理论或主题、民族志等三要素相结合的范式,包含这样一些基本规则:其一,选择特定的社区;其二,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其三,能够使用当地语言;其四,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但是最终要达成对对象的客观认识。这些规则所支撑的民族志的科学范式在很长一个时期被广泛认为是由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 1884~1942)在1922年出版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奠定的。他孤身一人经年累月地住在土著人之中,全程参与他们的生活,熟练使用土著语言,以科学的态度记录他们的言行,这些都保证了他的民族志著作的客观性。他的田野作业在专业性上是前无古人的。他不用翻译,在当地生活了一年以上,这些被相信为他的资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提供了保障。因此他比以前的任何民族志作者都更有自信地声称自己达到了对于对象的科学认识。马林诺斯基成为了现代人类学的文化英雄。
马林诺斯基的民族志一直都是现代人类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在通常情况下一直都是民族志教学中的范本,当然有时候也是被批评的焦点。对他本人的学术评价自然也是有褒有贬。从对他个人的成就的评价来说,褒,当然是肯定他在学科上的贡献;贬,则是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框架里发掘史料来解构所谓的“马林诺斯基神话”,对他的崇高的荣誉加以一定的平抑。[从学科的意义来说,学者们主要是通过对他的文本和主张与他的田野作业的真实情况的比较来反思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问题,以此达到对于民族志的更现实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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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那个时代和马林诺斯基的个人际遇在一个非常奇妙的耦合点上的产物。它的诞生确实有很大的巧合性、传奇性,否则,马林诺斯基的经历也不会成为广为流传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神话。
马林诺斯基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又写作Crakow),他的父亲是杰格隆尼大学(the Jagellonian University)杰出的语言学家和研究斯拉夫哲学的教授。马林诺斯基在1902年进入大学研读物理学和数学,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基本的学科背景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受到现代科学专业训练的学子———这与他日后在人类学职业中以科学为学术准绳不无关系。1908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summa cum laude, Ph. D.),其具体的研究专业领域是物理学和数学。在这期间,他对弗雷泽的《金枝》(三卷本,而不是后来的十二卷本)特别着迷,埋下了日后结交弗雷泽的因缘和投身人类学的种子。在取得博士学位后,马林诺斯基到德国的莱比锡游学。在这里的一年时间里,他曾经从冯特(Wilhelm Wundt)研习民族心理学,也曾旁听了经济史学家布赫(Karl Bucher)的一系列讲座。他随后转到英国,一说是由于他所追求的南非女钢琴家要去伦敦; [2] (P247)一说是由于他没有得到在莱比锡继续学业所需的奖学金。[3] (P11-13)
马林诺斯基在1910年进入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行列,在1916年从该学院获得理学博士(D·Sc·)学位。他用以申请学位的是两篇已经印行的论文:《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家庭》(1913)和《麦鲁的土著人》(1915)。前一篇是依靠第二手的文献资料写成,后一篇是采用马林诺斯基自己的第一次实地调查的资料写成(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探索性的调查,并且撰写的时间很短,所以只是成就他后来的典范性的调查方法和大师级的民族志之前的练兵而已)。
此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其调查模式不外是在短时间里(几天和几周)借助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人。由于学者个人的修养(如土著语言的水平)、潜心调查的时间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在学术上还一直没有推出革命性的成果。
马林诺斯基从入学之初就假定要去某地做深入的调查,他也多次尝试去做实地调查的机会,如去苏丹或者回到波兰。1914年,赛里格曼(Charles Seligman)教授帮他弄到了一点资助,因马雷特教授(R·R·Marett)等人正好要到澳大利亚开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所以就安排他做会议秘书,他的旅费则由澳大利亚政府承担。塞里格曼并不是安排马林诺斯基去调查他已经在文献上有所研究的澳大利亚土著家族,而是安排他去延续赛里格曼等人原先做过的托雷斯海峡①土著考察项目。[2] (P250)他们在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启航。学术会议结束后,他开始去做实地调查,这时是1914年9月12日。由于世界大战的形势,他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一直呆到1920年。他在当地属于敌国公民,所幸他的一位老师哈登(AlfredHaddon)把他推荐给了他的私人朋友汉特(Atlee Hunt)———一位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Secretaryof the Departmentof ExternalAffairs of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f Australia)。有关马林诺斯基在这6年中活动的官方档案有几英寸厚,其中大多数文件都有汉特经手的签名。他写了许多封信给有关人士为马林诺斯基争取经费,要通行证,在不利于马林诺斯基的谣言兴起时(如说他同情德国,不值得信任等),为他申辩。诸如此类。[4](P5)正如马林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前言”中所说,所幸他有足够的经济资助(既有澳大利亚政府的经费,也有一些个人包括珍珠商人的捐助),于是利用足够长的时间在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特别是其中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s)从事实地调查。他走到人生的这一步,确实有许多巧合。
马林诺斯基在1914至1918年之间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分别于1914年12月至1915年3月、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其中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对库拉及其相关事务的调查活动上。他第一次的调查依靠翻译,调查完后回到澳大利亚,匆匆赶写出《麦鲁的土著人》。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调查都是直接使用当地土著的语言。这段经历及所获资料构成他一系列著作②的基础以及他1920~1938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他的这些著述和教学活动作为榜样被后学所追慕,是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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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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