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到今年，我85周岁了，我觉得最值得庆幸的就是，从农村落实政策回来以后，1991年，国际上评选20世纪世界民俗学家，要评选100名，是不能自己申请的，而是根据发表的作品和国际学术贡献，由电脑评测。国际民俗学会总部在芬兰，经过测算，最后只评出78名。这78人里面就有我。入选后不久我应邀参加德国总统文化节，成为来自中国的贵宾，接受了德国之声媒体的现场录音采访。”
“这些成就和评价是在我自己的艰苦努力之后，迎面向我走来的，不是我削尖脑袋去有意谋求的，我很欣慰。”
1992年在柏林主办农业文化展览
1989年出席布达佩斯国际会议
我们是全世界最独特的例子
“我一直有一个动力，我这一生将永远划正号，无论做人做学问，必须这样。在人生道路上确实有正反两方面的选择，但是只要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坎坷不平，也要坚持走自己的正路，那才有资格做个有脊梁的中国人。我们对国家、对民族要负责。”
“过几天我要到中国农大去讲学，他们有一个国际论坛，过去从没有中国教授在那讲过。这次让我去讲。要讲中国社会转型当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我感觉国家的转型问题，远比我现在研究的文化问题重要……为什么我们国家‘春运’有1亿多人次要回家?今年达到1亿7千万人次。这不是春运，是春节，传统的农业国，农民、农民工是回家过年，要回家祭祖的，他们的转型容易吗?”
“春节回家，我们是全世界最独特的例子，别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农民回家祭祖。我们埋怨农民落后，他们作为民俗的民，他们的权利就这些，他们的义务就这些，他们回去要看看老爹老妈，看看留守儿童，民俗是和农民的血肉相连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敏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