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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5岁到27岁间，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上都有文章发表，但被‘一棍子打死’后，就再也不允许我发表文章了。改革开放后在日本、韩国等地讲学时，那里的学术界人士后来和我谈‘我们再也采集不到你的信息’，没想到在我50岁那年，他们在《光明日报》又‘突然发现’了我。1991年我去台湾讲学，他们和我谈这个问题，也是说‘我们发现你还活着’。”
“我回来听到了道歉，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我死了呢?道歉又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真的是九死一生!”
“我就是有一个东西支撑着。我是想证明一道很简单的算术——我想算算，我这个人的一生是正还是负。我就想证明这个，没有太多的理论。就是要看看，我追求的是一个正面的人生，还是一个负面的人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答案了——我是正面的，我问心无愧。”
1986年联合国广西侗族采风现场
我们国家“非遗”列世界第一位
“2003年，当我被邀请给国务院部级领导(包括离退休部长)主讲文化讲座的时候，我说，你们在座的部长，多数是当年的知青，我想告诉你们历史的真实、人生的真实，其中有几位部长后来说他们是含着泪听课的。”
“也是从那时起，文化部、住建部先后聘任我做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和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我甩开膀子一直干到今天。紧张时一周要‘起飞’两次，在国内、国际忙碌，和联合国打交道，我们要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
“让我自豪的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现在我们国家‘非遗’保护数量列世界第一位。我们国家现在有267项‘非遗’被评为世界级的人类非遗名录，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另有1219项国家级‘非遗’。11年来我直接参与了这些项目的调研、考察和评审。极大地鼓舞了我热爱这项工作的激情。我还参与了全国传统村落的评审工作，取得可喜的成绩。”
“包括给部长们讲课，我说，我们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根基就是敬天祭祖，百姓能不跪下吗?是我们发明的向天、向祖先感恩而双膝跪倒进行拜祭，难道不应该吗?对民俗文化的礼仪不必任意扣上什么封建迷信的帽子。”
上海学术会议讲学
做民族文艺讲座
应邀参加德国总统文化节
“1949年，我考入天津河北师范学院成为共和国第一届大学生。1953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成为共和国第一届研究生，师从钟敬文教授。1983年2月，我晋升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教授。”
“我在被‘改造’的20年间偷偷学外语。因为我说中文就挨批斗，说外语没人管。回城后我的名字发表在教育部第一批晋升教授名单中。我回来，还积累了300多万字的民俗资料，就立即开始写文章和专著。我的文章一直连续发表没有落空，我的著作也在陆续出版，直到今天。今年元旦又出了8卷集的《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长春出版社出的——《民俗学原理》《中国民俗学》《民俗学丛话》《民俗学综论》《中国民间信仰》《民俗遗产评论》《萨满信仰研究》《民间口头传承》。”
“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起到现在，我发表的文章，加上序言有300多篇吧。其中一百四五十篇是国内、国际重点文章，其中多有获国家大奖的或者影响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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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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