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在四川理塘藏族聚居区进行影像民族志拍摄
其次，在具体的影像拍摄过程中，影像民族志工作者应遵循“社区合作”的原则，将拍摄目的、主题与方法和当地人进行协商、探讨，邀请社区成员作为项目参与者，合作完成影像的摄制工作。影像民族志作者不应无视社区的传统文化习俗，在未经许可的情形下拍摄某些带有禁忌色彩的场景，更不能以影片“导演”自居，要求社区成员按照其拍摄要求进行没有事实依据的文化表演。“社区合作”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承认并尊重研究与拍摄对象的“文化主权”，放弃居高临下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寻求后者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影像民族志作者的田野工作。惟其如此，民间文化的真实图景，才有可能在合作拍摄的过程中展现出来，并且被乡村集镇的社区成员——也就是文化的持有者们承认与珍视。如果我们将民间文化的影像保护视作民间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而非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务)，就能够更为透彻地理解“社区合作”原则在民间文化保护中的核心价值。
第三，在社区合作的基础之上，影像民族志作者应建立一种“影像分享”与“视听互惠”的拍摄关系。在影视人类学界对田野工作的反思中，“影像剥削”是一种常有的指责，也就是学者或影像工作者单纯地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影片创作为目的，在获得足够的田野资料或影像素材之后，便切断了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联系，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无法惠及当地的民众。影像民族志力图破除这种单向的信息流动方式，由于影像本身所具有的视听功能以及直接、易懂的交流特性，尤其适合在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形成一种“影像分享”的关系，民间文化的持有者能够在影像民族志的拍摄和剪辑过程中，随时观看、解读并共享这些影像资源，影像民族志的主体素材和完成作品，也应该在合作者当中放映，并以拷贝形式留存给社区伙伴，作为社区自身保有的一笔文化财富。正如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影像民族志工作者让·鲁什所言：“知识不再是一种遭窃取的秘密，被供奉在西方世界的知识庙宇里。它应是民族志作者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在‘分享人类学’的道路上相逢之后，所进行的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
最后，在数字影像科技迅猛发展，影像器材高质廉价的当代，影像民族志工作者更鼓励民间文化持有者学习、掌握影像创作技能，自主摄制民间文化主题的社区影像作品，与外来的文化保护者和研究者进行双向的影像交流，达成更趋近真实的文化共识。根据田野经验，即便外来的工作者如何以满腔的诚意来呈现、阐释拍摄对象的文化事象，总会存在“主位”与“客位”之间的视角区别与认知差异，而外来者主张的影片主旨和价值取向，往往无法满足社区成员对自身文化的主观评价。近十几年来，数字影像(通常被简称为DV)的诞生与发展，第一次将高品质的音画质量、灵活的拍摄与后期制作方式与相对低廉的产品价格联系在一起，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影像创作的主体转换奠定了基础，让始终处于“他者”地位的少数族裔、乡村社区成员、城市普通民众——也就是民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拥有了自主记录、表达与传播文化观念的影像力量。
自2000年至今，从云南、青海、四川、贵州等多个具有示范性与延续性的社区影像项目可知：文化背景各异、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农牧民和手工艺者，经过短期培训之后，都能够掌握数码影像的拍摄与编辑技能，也有能力以影像的方式表述其创作主题。视听语言所具有的直观性、叙事性以及简洁的影像构成语法，让民间文化传承者在创作影像作品时，较之文字写作，更易于表达他们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从已经完成且公映的多部村民影像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有别于主流价值与外部视角的民间文化观念，它们以影像为载体，对本民族或本社区的乡土知识进行了“主位”立场的文化表述。这种影像创作不仅弥补了民间文化的知识图景，也为民间文化传承者提供了一种更为鲜活、自由的表达工具，让“他者”的声音真正被外界听到。
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保护与传承而言，影像民族志的启示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相对系统，兼具学术背景与实践价值的工作方法。它所强调的“互为主体性”立场、“社区合作”原则、“影像分享与视听互惠”关系，以及对自主性社区影像的倡导和推动，都是当代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可以参考、运用的基本方法。在影像元素无处不在、民间文化迅速流逝的当代，影像民族志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民间文化工作者有效掌握、广泛运用的行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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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15-10-20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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