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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下的人类学研究而言，对文化亲密性的体验和深度参与来自这样一个认识，即文化亲密性层面是个性、审美观念、认知途径和知识养成的处所，是公所指涉的对象，因此不能在二者之间作二元论式的两分。显然，人类学家对于自身这一群体和学科的文化亲密性也有着相似的认识，亲密性的深度参与正是这门学科力量的来源。人类学不会因为情感的琐碎易变就将其从理论的建构中排除出去，人类学同样也不会因为要建设所谓的“理性的公民社会”的需要，就动用一套简单粗暴的民族主义话语或理论将种种地方性的“落后”的亲情血缘的日常生活实践方式如同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一样一劳永逸地荡涤殆尽，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组成社会群体，之所以要在一起永远是出于情感的需要，而不是依靠僵硬死板的法律规范，而情感自然和自信地向公共空间的延伸才能塑造理性的公民社会。人类学的这一洞见正好是上述三本著作在有关中国社会研究中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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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洁，2013，《“忍”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开放时代》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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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Evicted From Eternity: The Restructuring of Modern Rom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n, Yi-Chieh Jessica. 2011.Fake Stuff: China and the Rise of Counterfeit Goo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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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什进一步分析美国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界“这一制度性的科学信念”衰退的原因，并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人类学家与自己研究主体之间的个体交往越来越密切;第二，人类学领域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第三，同一种文化的多次田野调查和研究;第四，原住民的独立与自觉意识的展露(Nash, 1972：529-531)。
[2] 这多少类似赫茨菲尔德提出的“经验的反思”这一观念，他认为，经验的反思不是纯粹的自我审视，而应该对民族志研究者的文化假设提出质疑(刘珩，2008)。
[3] 这是人类学家克莱潘扎诺提出的概念，他将这一“地带”或者空间视作人的经验的共通性，并且认为交往双方都可以借助对方认识自我和反思自我，最终达到一个妥协的事实的层面。此外，他还认为，民族志研究至少包含两次这样的交往过程，一次是在田野中，另一次则是在文本撰述过程中的交往(Vincent, 1980:23)。
[4]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正是向着市民社会转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三个条件即财富、教育、文学审美能力(哈贝马斯，1999：40-69)。
[5] 自主性在吉登斯看来既是一种叙事能力又是一种对于选择的确认(recognition of choice)，此处的选择意味着个体清楚地认识到其所顺从的界限和限制，反思性的时刻被个体称作“自我谈话”(self-talk)，事实上是重新组织的过程，是考察既定日常行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新的方式加以思考，如果有可能加以放弃的途径(Giddens, 1992:91)。吉登斯对于反思性这种选择或者放弃的判断能力的论述，事实上属于个体能动性的考察范畴，类似于阎云翔所考察的“如何谈情说爱的能力”。
[6] 这是作者研究“社会中的国家”的一个动态分析模型，这一视角的一个重要之处就是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process)，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持续的斗争或者冲突过程中得以转换，并构成有关日常生活准则的多种同盟关系(coalitions)，当然这种同盟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持续转变过程中，这些过程也决定了社会和国家如何创制并维持日常生活结构的显著方式(Migdal, 2001:11)。
[7] 历史学家麦多克斯将其称作“怀疑的文化亲密性”(skeptical cultural intimacy)，也就是说，民众普遍相信国家的政客和官员们不全是民众的代表和中间人，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因为他们也无可自拔地 成为统治阶级精英阶层中的一员，追逐的是自身的利益，因此几乎不考虑也不重视普通民众的意见和需要(Shyrock, 2004:141)。
[8] 文化黏合剂的概念事实上是政治科学家们反思人类学文化视角对于国家与社会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米戴尔对于政治学和社会学借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也有诸多的批判，认为这一类研究主要是强调国家对于文化的操控性，而并没有像格尔茨一样深入到国家的具体的社会制度之中，分析文化与社会的整合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塑造能力，也就是文化——亦即一种广泛整合的价值体系是如何影响政治的(Migdal, 2001:239)。
[9] 根据贝斯特的研究，从17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建立在亲属、同乡、学徒、帮工等机制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现代鱼市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Bestor, 2004:221)。
[10] 阿普杜拉认为商品流通的所发生的断裂、分歧或者逆转(diversions)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提升商品的价值。比如在战争中掠夺敌人的宝物，购买和展示“原始”社会的物件，给“新发现”的物品造势，以及使某一类东西成为收藏品。这些例子表明，物品发生逆转，从而将审美的冲动，事业的愿望与道德的震撼联系在一起(Appadurai, 1988:20-23)。
(本文刊于《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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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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