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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有何影响
当代民俗的传承相比于以往单一的家庭社会传承更为多样，显示出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仍然在影响人们的生活，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总的来说，新渠道传承的民俗已脱离本义，并导致民俗内容的变化，但民俗心理这个最重要的基因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有意识的主动传承对自然传承也有干预。下文将逐点详细说明。
当代社会民俗传承的内在驱动力与以往不同。经过政府和学校传承的民俗脱离草根、乡土和地域性，成为与文字经典相并列的民族或国家文化精粹。依靠媒体和市场传承的民俗，日趋走向当代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向大众文化转型。通过各种新的渠道传承下来的民俗已经逐渐与其本义分离。当然，还有一部分民俗仍旧在民间自我传承。
出于不同动机的各种新式传承方式导致民俗传承内容的变化。传统小型家族或家庭内部的节日活动意义逐渐萎缩，而公众性节日演化为大型的旅游节庆，成为游客与本地居民的大众联欢。一些民俗仪式的神圣性降低，现实功利意识和娱乐性增强，一些宗教祭祀程序被简化、表演化、世俗化。如何理解当代民俗传承中的变异?有人指出：“在历史上，一个文明传承的过程，就是其创新的过程;其创新的过程，也就是其传承的过程。没有创新，传承的延续就失去了可能的条件;没有传承，创新的产生就失去了必要的根据”。[28]日本学者德丸发现，经过政府或旅游观光的目的复兴的民俗，看起来是被客体化了，但也可能作为再次回归于传承主体(生活者)的事物被内在化(Internalization)，重新成为地方或社区民众自我认同和主动传承的新传统[29]。
在全球化、现代化大潮中，民俗文化经历前所未有变迁，许多传承千百年的民俗传统忽然消逝不见，但是人们的民俗心理依然延续着。民俗文化中最核心的是民俗心理，尽管外部环境发生剧变，但是民俗心理依然会传承下来。有些民俗虽然形式或者内核组成有变，但是其功效依旧，比如，过年无论在外吃年夜饭还是在家吃，团圆的主题是不变的。在外乡工作的人虽然不一定回家过端午或中秋，但是，商场提供的节日食品和气氛依然可以让他们重温节日的味道，关于节日的记忆他们还会讲给下一代听。变迁之后的民俗文化依然有可能延续其基因，从这个角度说，民俗仍然在传承。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当代各种人为的传承途径对民俗自然传承的干预和影响。“民俗主义表述出来的对“传统”形式的强调,以连续性为根据,为了追求更古老的、更历史性的事物、否定昨天、捏造过去。晚近的过去和变化过程或被无视,或被起源性或古老性修正”[30]。民俗的当代传承，或者说借助于旅游和商业的传承，往往不是一种依照自身规律自然延续的传承，而是一种跨越性的传承，是无视当代已有的变迁，直接回到最“原始”、回到古老、复原其符合当代人们对传统社会想象预期的模样。现代人对民俗传统的创造性利用，正如阿兰·邓迪斯所说，“民俗的复兴完全不同于民俗遗存。一种遗留物是以传统的连续为标志的。它是一条未曾断裂的历史之链在时间中留下的结果。但是，一种复兴却继承着传统中的某一断裂。他甚至可能在某个民俗实际上已经消亡之后才发生。问题是民俗复兴是一种有意的和人为的现象”[31]。历史是被建构的，文化遗产是经过选择的，传承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各种方式的传承都可能导致某些看似不合现代理念的民俗被遮蔽，而突出了部分被视为有价值的内容。如工业化和商业化对传统手工制作和农业生产的冲击，虽然有政府保护等多种形式，但传承下来的仅仅是技艺，传统的生产过程伴随的情感体验未必能保留。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民俗不再是自然变迁时期的局部和零星的变迁，伴随着传统文化生态的滑坡，民俗文化整体出现衰微的趋向。总之，当代民俗传承呈现新的特点：传承主体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民俗主体;呈跨越时空的传承;传承过程有多种选择。
四、民俗传承变迁与民俗学学科发展方向
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挑战传统的传承概念和民俗学理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外的农民的文化，到1990年代，民俗学的对象才逐渐转向当代社会和由各种不同来源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当代中国农村，许多村民都忙于外出打工，讲故事、唱大歌、做仪式等民俗活动已经部分转移到电视和学校课堂上去了。在当代传承中，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在民俗传承中都可能发挥作用。民俗不再是中下层百姓自己创造、享用和代代相传的，而可能是政府传承、精英传承、中产阶级传承和商家传承的。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和交流的频繁，国外新思想与本土观念互相流动和影响，出现文化渗透、借用、融合、同化和分化等。又由于政治权力和资本市场的渗透，交通和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任何过往时代的文化都可能被重新复制而同时并置。“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民俗文化变迁的规律。这要求中国民俗学学科作出相应调整：从底层民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研究;从农民文化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从民俗文化的传统载体研究转向当代载体研究。
当代民俗之“民”已超越传统的定义，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成为了特定的专业人士。讲故事者不再是以前不识字，光靠口头讲述和头脑记忆的，而是经过文字的整理[32]，一部分依靠口头传承的民俗文化转由文字或音像资料来传承，甚至是对文本的口头再加工和创造而形成新作品。从工艺学校培训的学生发展成为玉器和竹雕等手工技艺的杰出者，并被誉为“工艺大师”。以往以农为主、兼营其他手工副业已经完全被专业化的职业传承所取代。由此看来，当代民俗的阶层性趋弱，仍把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不识字的底层民众已经行不通了。而高丙中和户晓辉等人提出的日常生活取向，与国际学界提出的“日常生活”研究[33]，不仅增加了对话的可能，也为民俗学介入当代社会生活，指出了路径。但是这种日常生活研究，不应理解为是对琐碎的生活文化的阐释和追溯，更不能把民俗视为一个静止不动的对象来做文本分析，或无视文化的变迁规律，把民俗作为乡愁的想象符号;而要把日常生活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大事件和长时段去寻找其内在的生活逻辑。
1990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轨道，随着文化范式的转化，以文字为基本媒介的文化形态逐步转向视觉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商业化、世俗化的现代大众文化随之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景观，占据主流文化阵地。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吸附功能，能将大量的文化整合在一起。媒体的无处不在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使得一部分民俗成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直接压缩了传统礼俗文化活动的生存空间。以自主性、分众性、易变性、多样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大众传媒，日渐成为社会大众意识、观念、认同乃至生活方式的形塑者，也成为能够与政治话语并行互动的另一大话语阵地[34]。因此，民俗的定义和民俗学的研究方向，也许需要向大众文化转型。
民俗学应该关注传统民俗形式下内涵的变迁和新的民俗形式。民俗文化变迁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规律是，民俗文化的活动形式比其意义更富有传承力，许多民俗活动的原始意义或原有功能已隐性化，而隐藏到民俗的深层结构中了，有的意义和功能或许早已消失，但其表层结构之一的民俗活动形式却流传下来，并衍生出新的文化意义，产生新的功能[35]。不管是政府征用还是商业运用的民俗，传承下来的可能更多是形式而不是民众的真正的思想，要听到真正的民间声音，新的时代有新的表达形式，比如微信等网络虚拟空间。
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不意味着传承就此中断，而可能借助新的载体继续生存。传承路径变迁带来的是民俗以其他方式存在，或者说，民俗的传承在当代中国并没有消失，仍是有活力的民俗学概念。但是，传承的民俗本身，有部分确已被抛弃，不传不承，暂时或永久地封存起来了。民俗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继续关注民俗变迁传承的过程和规律;同时，也应有时代担当，切入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探索民俗学研究的当代之路。
参考文献与注释：
[1]刘家和提出：“史学既以传承为研究对象”，见《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64页。
[2] 董晓萍：《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
[3][日] 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载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4] 周星：《从“传承”的角度理解文化遗产》，载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9页。
[5]董晓萍：《民俗学建设凸显国家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3日B01版。
[6] 徐赣丽，黄洁：《遗产化与资源化：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趋势》，《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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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家和：《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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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岩本通弥：《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王晓葵译，《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11]王润平：《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中的文化传承问题》，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2][法]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13]刘晓春：《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新东方》2002年第3期，第63页。.
[14]董晓萍：《节日的被遗产化与现代知识建构》，《文史知识》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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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覃德清：《漓江流域“小传统”场境中的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第37页。
[18]徐赣丽：《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民族出版社，2006。
[19]赵红梅：《论 “白沙细乐”的旅游境遇——管窥民族音乐遗产的旅游化传承》，《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
[20]光映炯，张晓萍：《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的民族节日传承与发展——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1]徐赣丽：《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22]乔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岩洞嘎老文化传承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第148页。
[23]庞井君：《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视听转型》，《天津社会科》2013年第5期，第39页。
[24]高丙中：《民俗学对象问题的再讨论：一项建设的后现代性的硕果》，《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第9页。
[25]熊斌：《中国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承方式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6]周星:《从“传承”的角度理解文化遗产》，载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9页。
[27]乔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岩洞嘎老文化传承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第168页。
[28]刘家和：《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9][日]德丸亚木：《现代社会中的民俗之内在化》，2014年12月5日上海大学讲座。
[30]岩本通弥：《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王晓葵，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31][美]阿兰·邓迪斯著，户晓辉编译：《民俗解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3页。
[32]江帆：《谁在叙事?为何叙事?如何叙事:“非遗”保护的田野立论与概念拓展》，《文化遗产》2014年第3期。
[33]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吕微;高丙中;户晓辉;王杰文;宣炳善;彭牧;韩成艳：《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民俗学前景”笔谈》，《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
[34]文军，吴越菲：《多域转型中的“文化抗拒”：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变迁路向及特征》，《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7期，第40页。
[35]张桥贵：《论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与变迁》，《思想战线》1989年第5期，第54页。
（本文原刊《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第2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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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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