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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畲族姑娘出嫁前，被邀请至舅、姨、姑等亲戚家做客并与所在村落的青年男子们斗歌比唱的“做表姐”习俗为例，阐释畲族这一无文字山地农耕民族，是如何通过人生仪礼展演中的社会角色 扮演和社会激励机制，来建构一种立体、多维、动态、有效的集体记忆模式，从而在轻松、欢快的社会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延伸其族群记忆链条的。
[关键词] 人生仪礼；集体记忆；做表姐；斗歌；仪式操演；角色扮演；社会互动
[作者简介] 王逍，女，历史学学士硕士、人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教授，民俗学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专长畲族村落文化经济。
注：本文在正式发表时，引言略有删减，如需引用，请参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已刊文。
引 言
对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研究可以溯源至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弟子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早在1925年，哈布瓦赫在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理论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基础之上，开创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予以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记忆尽管是基于个体的生理机能，但个体总是利用某一特定的群体情景去记忆或再现过去，故脱离群体的纯粹个体性记忆是不存在的，记忆往往更具有“集体性”。其“集体记忆”并非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由其群体成员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建构而成的，任何社会群体都有相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1](p37-40)二战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被西方学界日益关注并完善和深化。集体记忆的内涵被普遍认同为：人对于过去形成的集体的共同表象。[2](p140)同时，集体记忆又衍生出“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族群记忆”、“文化记忆”等一系列相近相关的类概念，并应用于族群认同、国族主义及历史人类学等研究中。期间，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1989年面世的《社会如何记忆》，他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作为整体是如何记忆的”社会记忆理论。如果说哈布瓦赫强调的是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及其通过社会交际来完成，那么康纳顿更多的是强调社会记忆的保存和延续，他关注的是记忆传承与身体实践的关系，认为社会记忆“是（或多或少）由仪式性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p38) 康纳顿还首次将哈布瓦赫类似“个体集合”的“集体”概念上升至抽象层次，真正使“集体”成为记忆的主体，集体记忆也从“集合起来的记忆”飞跃为超个体的“集体记忆”。
1990年代初，James Fentress和Chris Wichham两位学者继续深化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主张以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来取代集体记忆一词,以强调个人记忆的社会性特质。[4]而德国学者扬·阿丝曼(Jan Assmann) 在哈布瓦赫和康纳顿记忆理论的基础上，首创“文化记忆”概念。该概念是将超个人的文化体系作为记忆主体的，既包括语言和文本，也涵盖各种文化载体和文化行为。[5]无疑，阿丝曼“文化记忆”理论既是对哈氏“集体记忆”概念的超越，也是对康氏“社会记忆”概念的升华。在此期间，受法国新史学推动的记忆史研究也持续升温，史学家们研究长时段的历史记忆，关注记忆内容是如何被选择、重构、复现、变迁等，进而阐释记忆的主体属性、历史情境等。记忆史研究将集体记忆理论推向纵深。此外，近年美国学者欧里克(Jeffrey Olick)发现集体记忆传承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意即面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人们曾经的记忆与叙述方式影响着今天的记忆。[6]至于西方学界对集体记忆的研究视角，大致为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取向，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前者关注记忆的社会价值、认同功能，强调记忆的存储和传播，后者关注记忆内容的选择、重构以及记忆的主体性、时空性等。总之，从哈布瓦赫到欧里克，集体记忆研究在西方学界日趋深化和热烈①。
国内学界对集体记忆的研究，自本世纪初年始，也呈现出不断升温的态势。研究队伍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众多学科，且初步形成学术梯队，除专家学者探索外，也有硕、博学生等新人不断加入。研究成果亦日益增多，既有对西方理论的译介、述评、深度反思，更有大量理论应用型的本土化研究。理论反思型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孙德忠的，由博士论文提升的《社会记忆论》专著，作者从哲学和思想史层面对社会记忆的生成、本质、结构、特点、功能及其与当代社会转型的关系等予以了深入细致的分析。[7]再如，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学术沙龙的形式，与博士生们就社会记忆中的记忆本体、记忆载体、记忆与认同的关系等学理义涵问题进行了为时月余的讨论，讨论兼具集思广益和学术反思性质。[8]此外，孙峰的硕士论文对哈布瓦赫和康纳顿的记忆理论从概念内涵、本质联系、理论重心以及成就与不足等作了较深入的比较分析。[9]
综观理论应用型研究成果，大都沿袭或糅合了西方功能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研究视角。究其研究方法，则大致可分为历史人类学和口述史两种②。历史人类学方法一般选取神话、传说、故事、仪式、节日等为分析对象，或以“知识考古”的方式，或以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互观照的方式为分析路径，有的着重解读隐含在文本、口传或仪式等集体记忆表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及其所折射出的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等，主要成果有：钟年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从<评皇券牒>看瑶族的族群意识》[10]、万建中的《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11]、彭恒礼的《民间节日中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以广西壮族族群为例》[12]、王明坷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3]，等等；有的侧重关注历史记忆内容的选择、遗忘、建构、变迁及其背后交织的利益关系、权力格局等，主要论文有：王明珂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14]、彭兆荣的《瑶汉盘抓神话一仪式叙事中的“历史记忆”》 [15]和《无边界记忆——广西恭城平地瑶“盘王婆”祭仪变形》[16]、赵世瑜的《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17]和《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18]、杨丹妮的《口传－仪式叙事中的民间历史记忆——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里三王宫庙会为个案》[19]，等等；还有的关注集体记忆延续、维系以及复现的方式、类型、机制等，主要论文有：纳日碧力戈的《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20]、彭恒礼的《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从体化实践到刻写实践》[21]、罗正副的《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初探——以贵州省扁担山布依族文化社区为例》[22]、王霄冰的《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23]，等等。
至于口述史方法则是以历史生活亲历者作为访谈对象，收集并解读口述资料，既还原历史场景和增添多声部历史信息，也揭示记忆主体属性以及隐含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与社会及个人的互动关系等。代表作主要有：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24]、陈旭清的《心灵的记忆：苦难与抗争——山西抗战口述史》[25]、王汉生、刘亚秋的《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26]，等等。
总体而言，国内研究既有国外学术观照，也有本土学术关怀。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也有利于从多维度解读历史文化信息和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族群文化生境，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开一个新的视野。但对于集体记忆的主体属性、记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记忆本体问题则探讨不足，尤其对无文字民族记忆主体内部的角色互动关系及其记忆维系的动力机制等鲜有关注。基于此，本文试以畲族“做表姐”斗歌③这一特殊的人生仪礼展演为例，来分析历史上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无文字民族，是如何通过口头艺术及其仪式操演中的社会角色扮演及角色期待和角色互动等社会激励机制，来建构一种立体、多维、有效的集体记忆模式，从而有序延伸其族群记忆链条的。进而对无文字民族集体记忆维系、复现的运作机制，提供一个值得思考的个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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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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