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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保”畲民重构汤夫人信仰的文化认同理性
“六保”畲民对当地汉族汤夫人信仰的选择性采借和文化再编码，是畲族移民族群基于新的生存环境和现实需求所进行的文化认同理性重构，更是他们基于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整合目标的积极、能动的文化实践，具有明显的满足情景需要和表达工具理性的场景性与开放性特征。具体而言，是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需求。
其一，源于生计模式转型和经济资源劣势的精神需要。
明清时期拓荒定耕于景宁敕木山区的“六保”畲族移民，不仅处于由长期刀耕火种的旱地农耕向水旱并种的二元型农耕经济模式转型的变革阵痛中，而且还处于经济地位和农业资源的双重劣势之中，只能租垦汉族地主的山林或佃耕其田地。因景宁大都为“土性硗瘠，旱则忧涸、涝则虞崩”[19]的磳田，产量较低，加之租税沉重，高达收成的60-70％[20]，故其农业收获和温饱问题毫无保障。显然，期盼丰收是“佃耕以活”和转型期的“六保”畲民之头等重任。正如海上航行的渔民更需要妈祖庇佑一样，“六保”畲民也更需要农业生产保护神的庇佑，他们自然对具有降服水旱灾害之神力的本土女神汤夫人兴趣盎然，而对另一位本土女神———精忠护国的马夫人和由福建家乡播迁至浙南且广受崇奉的法力无边的陈夫人均兴趣不大。似乎前者不够专业，后者有水土不服之嫌。但还是礼仪式地将马、陈二位女神建构为汤夫人的姐妹而象征性地祭拜。这也恰恰隐喻着“六保”畲族移民与周边汉族的良性互动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
“六保”畲民重构后的汤夫人信仰凸显农业生产保护功能，可谓抓住了当下的主要矛盾。至于他们对汤夫人的热情远胜过其祖先，则体现了其农耕命运与“地方神灵权威”紧密相连的文化逻辑。诚如武雅士（Arthur Wolf）所言：在传统中国，祖先不似神灵那样有威力。历代亲属的权威为帝国官僚政府的更大威力所掩盖，因而人们在重大事件面前，更习惯向神灵寻求帮助。[21]无疑，虔诚的汤夫人信仰，不仅为“六保”畲民拓荒与生存奠定了精神支柱，也为“六保”畲村经济变迁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今天仍周期性操演的汤夫人信仰农耕祭祀仪式，折射出过去“六保”畲民对农耕命运的高度关注，其所表征的意义类似于王斯福（Stephan Feucht Wang）所述：“民间仪式是对社区过去的历史重构”[22]，也正如马克思韦伯（Weber Max）所言：因宗教关怀引发的生活态度进而可以影响到现实的经济生活。[23]正是这种以汤夫人信仰为精神纽带的对农耕命运的务实关怀，牵引着“六保”畲民对当地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积极、主动的采借，从而顺利地实现了从刀耕火种到畜力农耕的转型。
其二，源于应对移民族群边缘化危机的认同需要。
尽管汤夫人在明清时代已成为景宁及周边畲汉百姓共同信仰的地方女神，然而因其成仙于敕木山顶，对“六保”畲民而言，其意义非同寻常，无论是实际距离还是情感距离都远较汉民为近。他们通过选择性采借、文化再编码等形式，重构了一个专属于“六保”畲族移民社区内部的汤夫人信仰体系和汤夫人信仰祭祀圈，将“六保”连接成一个没有当地汉人介入的纯畲族宗教性社区，获得汤夫人等神灵特别庇佑的神圣空间，从而加强了自身抵御农耕风险和期盼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同时，他们还通过收养、通婚、经济互助、礼物流动等形式，将“六保”宗教性社区与世俗性社区融为一体，神圣与世俗双重资源的支撑，进一步强化了社区成员共同分担贫困和对抗生存危机的能力。“六保”汤夫人祭祀圈与通婚圈和礼物流动圈等的高度重合，实际上是精心构筑了一道与当地汉族的边界。而“六保”畲民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次对汤氏父女故事的演唱或演绎，则隐喻着对这种边界的强调。他们正是通过重构汤夫人信仰来强化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进而顺利应对移民族群边缘化危机。
其三，源于生产生活变革中的组织需要。
“六保”畲民对汤夫人信仰的采借与重构，还隐含着变相的组织生产生活的功能。首先，按照农时节律周期性操演的祭拜汤夫人等神灵的做福仪式，一方面，犹如农耕生产前的序曲，或农耕收获后的谢幕，具有吹响号角和继往开来的导向功能。另一方面，犹如给农耕生产购买了一份精神保险，蕴涵着降低农耕风险概率和增加农作物丰收机率的心灵慰藉。仪式与农耕的互动，犹如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沟通。辛勤耕作与虔诚祭拜的并行不悖，犹如“神人之间”的协同分工与密切合作。他们正是在这种务实而又安全的“神人分工”理路中，周而复始地春播夏耘、秋收冬藏。
其次，周期性反复展演的做福仪式还具有整合村落社区生活的现实功能。通过民间宗教权威与社区成员的良性互动而完成的仪式组织架构、仪式规则程序及仪式反复展演，实际上是在宗族伦理这一世俗等级世界之外，建构了一个同享汤夫人等神灵庇佑，没有差等的神圣秩序，为分散农户提供了一个平等、对称的交流平台。尤其是仪式中的“吃派饭”、“享酢”、“聚餐”等世俗性消费，在物质匮乏年代，更成为凝聚社区成员的精神纽带和象征资源。如今“六保”畲村的做福仪式，之所以在1980年代后相继复兴并生生不息，无疑体现了其社区整合意义的历史连续性。简言之，由“六保”畲民重构并延续的汤夫人信仰农耕祭祀仪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均充当着组织和整合“六保”畲族村落社区生产生活的重要媒介。正如布洛克（Maurice Bloch）所述：“仪式是一种被孤立出来的沟通媒介，很形式地一再被重复，”“从而可以被召唤出来服务各种宰制体系。”[24]
五、结语
从本文田野案例可知：景宁“六保”畲族移民基于自身的生存逻辑，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化整合的理性思维，通过对当地汉族汤夫人信仰的积极采借和文化再编码而重构文化认同，并以此为精神纽带和符号资源，整合着“六保”内外的多重关系，既强化了内部认同，也营造出一个超宗族、超村落的畲族移民族群共同体，以应对移民垦荒中的族群边缘化危机，更促进了畲汉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有效推动其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当地汉族大体同步。
透过田野案例并结合相关畲族文献资料来看，开放、理性的文化认同意识，始终渗透于畲族千年民族沧桑迁徙史中，并构成该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永恒的动力。事实上，在漫长的畲族历史迁徙中，作为弱势移民族群的畲族，在面临新的生存环境和强势的主流汉文化时，其智慧性抉择必然是从满足自身生存法则和现实利益需求出发，积极采借当地新文化，强化畲汉互动，重塑新的文化认同，使之成为集体动员的符号和标志，从而拓展自我生存空间。
然而，畲族历史移民新的文化认同又并非无原则的开放和随意性的重构，而是基于文化适应和文化整合目标的理性重构。意即对畲族文化进行保留性删改，对当地汉文化予以选择性吸收，在保存畲族文化内核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吸收对自己有益的汉文化，从而重构出满足自我新需要和表达自我新诉求的文化认同。畲族移民通过文化认同的理性重构，一方面，促进了与汉族之间的良性互动，获得与汉族交错杂居的长效生存机制。另一方面，强化了族群认同，缓解了移民族群文化不适的焦虑感，获取相对较多的族群资源和族群利益，同时也避免了被当地强势汉文化完全同化的文化涵化模式，从而较好地保留了自身的畲族文化特质。
综上所述，兼容并蓄的文化认同理性和筚路褴褛的拓荒精神，是畲族历经千年历史迁徙而永葆旺盛民族生命力的精神基础，而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则是当今散杂居畲族加快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6-111页。
[2] 王逍：《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29页。
[3] 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黄山书社，2006年，第495页。
[4] 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5] 吕锡生：《畲族迁徙考略》，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
[6] （清）江远清、江远涵：《建阳县志》卷二《舆地志•附畲民风俗》，道光十二年刊本。
[7] （清）周杰：《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畲民》，同治十二年刊本。
[8] 张天路：《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9] 王逍：《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9，270-304页。
[10] 原产惠明寺村的惠明茶，早在1915年曾与西湖龙井茶、贵州茅台酒、金华火腿等名优特产，同获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The 1915 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金奖，参见吴吕熙：《景宁县续志• 物产篇》，民国二十二年刊本。因政治经济环境及区位因素的制约，惠明茶金奖品牌旋即被尘封于历史。时至1970年代初才缓慢地进入初步复兴阶段，直至1990年代末才随着景宁经济发展战略大转型而获得大规模复兴，现已成为景宁绿色支柱产业。
[11] ［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周永钊、张世廉等译，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4年。
[12] 东弄新村和周坑两个自然村均为20世纪90年代后，由敕木山半山腰陆续搬迁至交通较好的山脚。其中东弄新村与三枝树汉族村隔鹤溪河相望。
[13]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编写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0页。
[14] （清）周杰：《景宁县志》卷一《山水•敕木山》，同治十二年刊本。
[15] （清）周杰：《景宁县志》卷十《人物•仙释》，同治十二年刊本。
[16] ［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周永钊、张世廉等译，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4年，第61页。
[17] 据惠明寺村雷岳松老人提供的民间文献：《景宁县敕木山百丈仙岩汤氏真仙娘的历史记载》，另参考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第59-63页。
[18] ［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重印，1984年，第59-60页。
[19] （清）周杰：《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畲民》，同治十二年刊本。
[20] ［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重印，1984年，第29页。
[21] Wolf Arthur，“GodS，Ghosts，And Ancestors”，Study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160-168．
[22] Stephan Feuchtwan, 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Richmond Surrey：Curzon Press，［1992］2001．
[23]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0］1958．
[24] Maurice Bloch，From Blessing to Violence：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Circumcision Ritual of the Merina of Madgasc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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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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