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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六保”畲族村，畲民通过选择、失忆、补充、建构等方式，对当地汉族的汤夫人信仰予以采借和再编码，进行自我文化认同重构和社区文化整合。显然，在畲族漫长的历史迁徙和不可避免的畲汉文化涵化中，作为弱势族群和“迟到者”的畲族，往往基于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整合目标，对汉文化积极地采借、理性选择、有目的地删改和补充，重塑族群文化认同。正是这种开放、理性的文化认同意识，构成了畲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永恒的动力。
[关键词] 畲族；迁徙；文化认同；“六保”；汤夫人崇拜
[作者简介] 王逍，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教授，民俗学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和农村社会学，主要研究专长：畲族村落文化经济。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畲族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编号：10YJA850039）阶段性成果。
一、畲族历史迁徙及其引发出的问题
迁徙贯穿着畲族及其先民两千年的历史。畲族族源可以远溯至秦汉时期居住于湘西武陵郡五溪流域的“盘瓠蛮”。汉晋时期，由“盘瓠蛮”演化而来的“五溪蛮”（“武陵蛮”）逐渐南迁，其中的一支到达粤东潮州地区，隋唐时期“五溪蛮”的另一支“莫瑶”从湘东南迁入赣南、闽西一带。这些刀耕火种的“五溪蛮”后裔们，游耕迁徙于闽粤赣交界处广袤的山区，彼此交融并逐渐向统一族群的方向演变，至迟在唐末五代畲族族体已基本形成。北宋时期，仍有源于“莫瑶”的瑶民由湘东南迁徙而来并加入该族群。至此，他们已完全融合为畲族。[1]
畲族从宋代形成至清末近千年间，源于自身生计模式的需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复杂的外力因素，始终没有停止过迁徙。
总体而言，畲族千年历史迁徙是指畲民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集体记忆的起点，以闽粤赣交界处为地理中心，以“青山幽谷”之处和“猿鸣鸟啼”之方为迁徙路径，由南向北、自西向东地向东南山区扩散。畲族漫长而又复杂的迁徙场景，早已消弭在历史深处而扑朔迷离，只能依凭当今地理分布格局和相关历史文化信息片断，将其粗略地勾勒为三个阶段。[2]
第一阶段，隋唐时期内外压力型自然退却式迁徙。所谓内部压力源于畲族及其先民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需要不断寻求新的土地资源。所谓外部压力，是指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军入闽，并于垂拱二年（686年）在漳州设立郡治后，拥有先进农耕技术的汉族移民随之大量入迁闽粤赣交界处精耕细作。刀耕火种的畲民在内外压力下，只能向周边深山里退却。该时段迁徙的半径相对较小，只是由世居地向周边缓慢扩散。其大致范围包括：粤东北的潮州地区、韩江流域一带至闽西南的诏安、云霄、漳浦、南靖、漳州一带。不过，唐末五代可能有少许畲民因军事性质迁往闽东的连江、罗源一带。[3]
第二阶段，宋元时期军事性与自然退却式相结合的迁徙。该阶段迁徙愈加频繁，范围愈益扩大。从畲族与宋朝廷几次较大的军事对抗活动来看，至迟在唐末宋初，畲族的活动范围已隋唐时期的闽西南一带，扩展到闽西北、赣南一带。至宋末元初，畲族几次大规模的抗元斗争失败后，蒙元政权为分化瓦解畲军势力，采用“屯田”、“减税”等安抚措施，导致畲族较大规模地向闽南、闽西集中迁徙。时至今日，一村一姓的畲族千人村仍然可见于闽南、闽西。[4]
第三阶段，明清时期持续垦荒高潮式迁徙。明清立国后，为发展农业生产而持续采取鼓励荒垦等休养生息政策。此时，具有悠久迁徙传统的畲族，因生产力水平较低，深受环境、资源、人口等因素制约，为寻求生存空间而纷纷远距离迁徙，形成持续垦荒式迁徙高潮。该时段总体上以福建为中心而由南向北迁徙，具体路径又分海岸和内陆两条主线。海岸迁移线大致从闽南、闽中至闽东，部分再转入浙南、浙中、浙北、皖南等地。内陆线则从闽西南往闽西北方向迁徙，部分进入赣东北。而贵州畲族大都为元末及明洪武年间由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北一带，或奉旨征讨、或避祸迁徙而入黔。至于湖南畲族，据当地畲民族谱传说，也大致于明初从江西迁入。时至清末，畲族最后一波到达安徽宁国，才降下历史迁徙的帷幕，并从一个相对聚居的族群最终嬗变为一个“大分散、小聚居”民族，“插花式”散处于闽、粤、浙、赣、皖、湘、鄂、黔等省山区，形成与广大汉族交错杂居的地理分布格局。其大本营则从闽粤赣交界处转移至闽东、浙南等山区。
明清时期畲族垦荒式迁徙高潮是奠定当今畲族地理分布格局的关键期。因囿于生存空间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该时段畲族迁徙往往规模较小，行程缓慢：“只能是以家为单位，少则三五结伙，多则二三十人为群，穿过人口密集的汉族聚居地区，向人烟稀少的山区找他们的安身之地。”[5]他们肩挑背驮，扶老携幼，缓缓而行，故迁徙持续整个明清时期。这种小规模迁徙，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自身力量，都不具备形成闽南、闽西“千人而居”的畲族集村的条件。因此，闽北、闽东、浙南、赣北等地的畲民，只能见缝插针地散居在资源有限和地形狭窄的山坳：“所居在丛菁绥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6]“窜居山坳缚茅以处，不谋萃聚，不杂土著。”[7]
纵观畲族千年迁徙史，它既是一部史诗般的族群生命史，也是一部沧桑的散杂居民族群演变史，更是一部悠远深厚的畲汉关系史。畲族作为弱势的山居族群，在漫长的历史迁徙和不对等的畲汉文化互动中，始终遵循着“只望青山而去”的迁徙定律，他们以拓荒者的身份，以吉普赛式的游耕方式，以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精神，用智慧和汗水将我国东南山区的荒山野岭开辟为山间秀陌、良田谷仓，从而在青山密林中寻找到自己永久的家园。尤为令人感叹的是，畲族尽管因绵延不断的历史迁徙和悠远深厚的畲汉互动导致其文化表征消失殆尽，但无论他们从何而来，身在何处，都始终用本民族语言及内在文化特质维系着强烈的族群认同，同时又能智慧地促使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周边汉族大体同步。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一个被强势汉文化长期包围和浸染的弱小山居民族，为何能在千年民族迁徙中生生不息？笔者通过对部分畲村的田野调查，以及与相关畲族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认为这应归因于该民族开放、包容、智慧的文化认同理性。他们通过对当地汉文化积极地采借、理性地选择、有目的地删改和补充，重塑文化认同，使之成为社会变迁的精神资源。无疑，梳理畲族历史迁徙与文化认同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聚焦畲族历史移民村落文化认同的重构逻辑，有助于深刻把握畲族的文化本质与洞悉畲汉文化互动规律，进而寻求畲族经济转型的文化动因。以下通过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惠明寺村等“六保”畲族村落移民社区汤夫人崇拜的田野案例，对此予以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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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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